经济要素作为行政环境的首要环境因素，对电子政务的发展阶段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表现为，不同的现代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生产方式不同；不同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形式不同；不同社会组织形式，政府组织结构不同。

　　第一， 不同现代化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国家，生产方式阶段不同。高收入国家已经完成工业化意义上的现代化，正向后工业社会生产方式转变；中高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处在实现工业化意义的现代化过程中，一般处在向工业生产方式的全面转变之中；低收入国家往往是农业国，如乌克兰、孟加拉国等，农业生产方式还在经济活动中占重要地位。

　　第二， 不同生产方式决定不同社会组织方式。扁平化网络组织，是随着信息化生产方式兴起而兴起的；科层制组织，是随工业生产方式兴起而普及的；家庭式组织，是与农业生产方式相伴随的。

　　第三， 社会组织方式决定政府组织结构。 政府流程再造，往往出现于扁平化企业网络组织发达的后工业化国家。例如，美国政府提出的“重塑政府”的改革，重点就是把企业家精神引入政府管理。其中大量引入了企业的扁平化组织管理经验；在科层化组织为主的工业化社会之中，科层制一般成为政府组织结构的主导形式；在主要经济体中广泛存在农业家族式组织的社会之中，政府改革主要还集中在从家长制向科学管理转变上。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按世界银行高、中高、中低和低收入四类国家划分，分别找10个国家进行实测分析。在全部40个国家中，有38个国家呈现一般规律，只有泰国（中低收入组）和印度尼西亚（低收入组）与众不同。

　　一般规律是：一国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和策略，与其经济要素水平，呈现高度正相关性。经济要素水平高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和策略较高；经济要素水平低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和策略水平低。更难能的是，这个规律不仅对于组间比较适用；在组内（每组组内一般都跨两个发展阶段）比较也适用。即同一收入组内，经济要素水平高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和策略较高；经济要素水平低的，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和策略水平低。而其它三个环境要素（沟通网、创新基础和人力资源），只在组间比较存在类似规律；组内比较不存在类似规律。

　　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是上述规律的明显例外。它们的经济要素均在本收入组中，处于领先地位，但电子政务发展阶段，反不如同组经济要素环境值低的国家。但这两个国家均有一共同之处：虽然经济要素在组内领先，但同时有多个其它环境要素值，低于本组平均值。泰国是其它所有三项环境值，均低于本组平均值；印度尼西亚是有两项环境值低于本组平均值。说明，虽然经济要素是电子政务发展第一位的环境决定因素，但经济以外的环境要素与经济要素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制约作用。尤其对于涉及体制改革的政务来说，意识形态、文化传统、技术状况等的作用不可忽视。电子政务发展不可能只考虑经济一个因素，还必须与社会的全面进步，联系在一起考虑。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子政务策略，作为一种行政系统的决策，不是随心所欲的。其合理性，不光不是决策者个人或集体主观决策单方面决定的，甚至不是行政系统自身单方面决定的，而是要求系统选择与行政环境实现高度统一，才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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