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宏观政策能力
    
    尽管政治与行政分开是现代国家的一个重要特征， 但在中国政治体系中， 二者仍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因此， 行政部门在宏观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然而， 让人困惑的是， 发达国家的行政部门与政治部门分离的程度更高一些， 但其行政部门在制定宏观政策方面似乎显示了更强的能力。其实， 不管分开不分开， 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行政体系内部的治理状况。中国众多部委各自为阵， 妨碍了政策方面的协调与统一。大部制如何能够成功地整合资源与信息， 宏观政策的制定会有更高的质量。
    
    2.打破本位利益藩篱
    
    在政策制定过程中， 尤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 部门利益、地方利益、集团利益已经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中国老百姓常常对离自己较近的政府，一般是地方政府牢骚满腹， 但对中央政府则给予很高的信任。但随着经济的发展， 各部委所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大， 它们的本位利益也越来越大， 维护本位利益的意愿也越来越强烈。“权力部门化， 部门利益化， 利益集团化”是形容这种状况的精炼概括。正如一篇文章所说：“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几乎所有的改革都由政府主导和推动。政府主导往往就是部门主导，比如国企、医疗、教育、投资、金融、证券、住房、劳动和社会保障以及事业单位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等等，现阶段暴露出的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不分等， 其主要矛盾也在部门主导。部门利益体现在改革政策的提出和制定上，并且与一些利益群体构成有关特殊利益集团，深化机构改革就会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势必引发抵制和不满。”
    
    如果考虑到本位利益的根深蒂固， 就会理解大部制改革在全理促进公共利益方面的决心与艰难。至少从推进者的意图来看， 这种改革是站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现代国家的高度来进行的， 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3.健全内部监督机制
    
    这一次改革主要是对关键部门进行重组， 还没有触及部门内部监督机制问题。这是大部制改革必须要走的环节， 否则， 大部制改革后比改革前的问题可能更大。因为合并后的大部权力更大了， 这一方面让决策和执行的能力提高了， 同时也增加了部内滥权与腐败的机会， 资源多了， 诱惑也大了。
   
    发达国家大部制的发展历程也说明了这一点， 部门大了， 就相当于一个小内阁， 国会很难深入到内部进行监督。因此， 建立完善的内部监督机制的必要性就增大了。于是， 西方在行政权力增大的过程中， 通过在行政体系内部建立决策-执行-监督小三权机制来防止行政滥权与腐败现象， 并进一步提高决策和执行的质量。中国如果学习它们的大部制经验， 这个环节绕不过去。
    
    4.建立现代问责制
    
    与前面的内部监督机制不同， 现代问责制是一种异体监督。其实， 大部制是朝向现代内阁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那些大部的行政长官通常是内阁成员， 要对权力机构负政治责任。以前的部委之间职责不清，出了问题不知道由谁负责。如果最后都推到总理身上， 那要么不停地换总理， 要么不了了之。大部制的一个优势就是让外行人都能看出某一问题应该由哪个部来负责， 因此便于外界监督。譬如说， 韩国房价不正常上涨， 民众怨言很大， 建设部长就得辞职。中国的房价涨得比韩国更离谱， 但建设部委屈地认为， 责任不应该由自己负。最后， 老百姓会把怨言撒在整个政府身上， 这会导致政府威信的下降， 以及合法性资源的流失， 从而酝酿更大的政治风险。因此， 建立在大部制基础上的问责制不利于官员个人逃避责任， 有利于政府整体的稳定性。
    
    5.让民意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 民意主要是通过代议机构而发挥作用的。重大政策的具体制定尽管主要是内阁和相关部门尤其是那些大部门的事情， 但议会的审议、辩论和表决过程是实质性的， 会让行政部门提心吊胆。为了更好地体现民意， 行政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 仍要广泛地听取公众的意见， 会开各种听证会和座谈会。社会上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影响，最后的政策方案不得不平衡地考虑各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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