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通设计芯片，但不生产芯片;全球最佳的手机处理器和移动芯片来自高通，但高通却从不染指终端制造;高通是全球5G标准和技术的最重要提供方之一，但高通不会直接参与5G通信设备制造和网络建设，套用腾讯董事会主席马化腾的那句话，“高通的半条命都给了合作伙伴。”

　　苹果是如今全球最大的企业帝国之一。近7年中，苹果是全球首屈一指的移动终端制造商，也是芯片研发投入最大的公司之一。从iPhone 4开始，苹果使用自己研发的主CPU，除此之外，Apple Watch、智能家居HomePod、无线耳机AirPods等主流产品线已做到全线采用自研主芯片。彭博消息称，苹果计划最早在2020年在Mac电脑上使用自产芯片，与眼下的“亲密战友”英特尔分道扬镳。苹果不直接参与iPhone等产品的制造，但却牢牢掌控生态链上任一一个细小环节的生杀大权，大到某家传感器、屏幕供应商，小到每个中国产业链一线工人，iPhone苹果销量一起一伏，数十万级劳动者就将另谋生计。

　　多年来，苹果一直在其生态链中扮演极其强硬的霸权角色，在与生态链的谈判中常常扮演着说一不二的主导者，这是苹果的“交易的艺术”。通过向合作伙伴“极限施压”的“悬崖战术”来获得商业利益最大化，如今，这种苹果一贯的优势地位正在倾斜，一次次“悬崖交易”中，苹果正将自己推向悬崖。

　　苹果公司行为是在“藐视司法”

　　圣诞新年到农历新年的销售旺季，iPhone全系列依然在中国市场公开销售。距离2018年12月初，福州中级法院判决苹果侵犯高通公司相关知识产权并立即停售多款iPhone，已经过去近整整一个月时间。

　　在福州法院禁令生效两周后，德国法院同样裁定苹果侵犯了高通在智能手机节能技术方面的专利。与苹果公司对于中国法院判决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苹果公司已从其德国网站和商店下架侵权涉及的iPhone 7和iPhone 8。

　　从最初的对中国法院判决的抗辩，到如今的无视，苹果习惯性举剑防御，再次将自己置于“悬崖”之上。苹果的态度已经引起中国法律界权威专家的密切关注。

　　“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苹果公司应该充分尊重所在国的法律，执行所在国法院的判决。”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主任李明德教授表示：“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和国际接轨的，相关法院的判决也是严格依据《专利法》的规定得出的结论。从法律上来讲，中西方国家的司法判决如若不执行，就被认为是在藐视司法，必要的时候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判决在中国主权范围内有效

　　针对为何苹果在德国下架了侵权iPhone，却对中国法院判决置若罔闻？李明德认为，无非苹果公司认为在中国不执行禁令的利大于弊，而在德国若不执行可能弊大于利，会遭受惩罚，“在中国拒不执行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苹果公司选择性执行德国法院判决，选择性拒不执行我国法院裁定，凸显了苹果公司曾经作为全球市值第一大公司的傲慢和对法律的藐视或不敬。”

　　“我们应该反思，我们的司法机关是不是真老虎？牙齿是不是健全？针对拒不执行的人和企业有没有足够的强有力的措施？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有没有去追究苹果公司不执行的刑事责任？”李明德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2019年1月1日开始，北京、上海、广州的法院以及包括福州中院在内的18个知识产权法庭做出的判决最后可以统一上诉到最高人民法院下设的知识产权法庭。“不光在中国是如此，美国、德国、法国等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任何一家法院做出的判决在这个主权国家的司法管辖区域内都是有效的。如果对判决不满意，可以走进一步的程序，比如上诉。”李明德解释。

　　悬崖边缘的股价

　　自2018年9月，发布最新款iPhone以来，购买力已经被推至极限的中国手机用户已经开始表露出“贵觉不爱”的消费情绪。据美联社报道，面对经济变化忧虑的中国消费者来说，1000美元的苹果手机已经变成一个很难销售的商品。

　　与中国消费者同样被推向“悬崖”的，还有苹果的股价。2018年的最后两个月中， 苹果股价下跌约6%，市值蒸发700亿美元。2019年1月3日，苹果CEO库克写给投资者的公开信变向承认了苹果下滑的趋势。库克预计，2019年第一财季，受大中华区的iPhone、Mac和iPad销售下滑影响，苹果的大部分营收都不及预期，大中华区营收下降额超过苹果营收下降的总额。这是苹果公司史无前例20年来首次下调营收预期。

　　对世界上任何一家手机制造商来说，中国需求的疲软尤其令人痛苦，因为中国占该行业全球手机出货量的三分之一。公开信后一天，1月4日，苹果股价又暴跌近10%，市值再次蒸发746.45亿美元。

　　中国市场成为苹果挽救全球销量的成败关键。

　　国产手机挑战苹果“第一”

　　左右中国消费者的，除了iPhone系列手机越来越高的平均售价，还有综合性能和使用体验越来越优异的国产手机。

　　美国市场调研公司IC Insights发布的2015—2017年全球前12大智能手机厂商排名显示，在最新的2017年榜单中，全球前12大智能手机厂商中国公司占据9席，并且这9大品牌生产了6.26亿部智能手机，比2016年增长11%。中国公司在世界市场的总份额已上升到42%。

　　在中国手机市场上，中国厂商更具绝对优势。以华为、OPPO、vivo、小米为代表的中国手机厂商已经占据80%的市场份额，苹果的市场份额仅有12%。同时，在印度等新兴市场，价格高企的iPhone亦受到来自国产手机“出海”的强有力挑战，据报道，苹果在2018年上半年印度市场销量不及100万部，销量极其惨淡。

　　此消彼长，与iPhone产品连年创新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国产手机在设计上的不断创新，并屡有惊艳之作。双轨潜望式结构、实现前无刘海后不开孔的一体式全面屏设计的OPPO Find X;采用了弹出式升降前置摄像头和全屏幕发声黑科技的vivo NEX;采用了多项“很吓人的”视频和网络加速技术的华为荣耀、P系列、Mate系列手机，这些国产旗舰级手机不断在硬件、工艺设计等各方面逐渐实现对iPhone的超越。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手机厂商的集体崛起离不开其自身在专利积累和技术研发上的不懈努力，同样也少不了高通在芯片和技术上的支持。

　　“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生代手机企业发展后面一个重要的力量，就是高通。”资深通信行业专家项立刚指出，高通发发明了许多3G/4G的基础、核心通信技术和专利，并通过广泛授权的业务模式给手机厂商使用，省去了手机厂商大笔的基础研发费用，降低了手机行业的进入门槛，大大缩短了产品上市时间;同时，高通的芯片平台为新生代手机厂商生产出高品质手机提供了保证，尤其近3年，中国企业突进中高端市场，高通的骁龙芯片起了巨大的作用。

　　高通的“中国朋友圈”

　　对于很多中国消费者来说，高通的骁龙芯片是高端手机的硬件配置标杆，但高通与中国手机和通信产业链的联系远远不仅于此。在下一步的5G全球战略中，中国5G产业链的利益始终牢牢与高通联系在一起。

　　中国移动副总裁李正茂希望：“5G时代高通和我们中国产业界的合作能够继续取得成功。”李正茂当年曾主导与将高通CDMA引入中国市场的谈判，该谈判为后来中国加入WTO起到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当年与高通的合作，现在看来，结果是好的。”

　　高通技术许可业务工程技术副总裁Sudeepto Roy回忆，自己早在1994年就代表高通来到了天津，并进行了CDMA技术的测试和演示。1999年，高通与中国联通、大唐、中兴以及华为等都展开了密切的合作。

　　“2007年开始，中国政府鼓励我们与更多的中国公司开展合作。后来，我们与超过100家中国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呈现了10倍的增长。”Sudeepto Roy说道，而在如今的世界手机厂商前十名的排行榜中，中国企业占据了7席，“我们非常荣幸能与中国企业一路相伴发展。”

　　如今，中国市场排名靠前的国产手机厂商中的不少都加入了“5G领航计划”，包括联想、OPPO、vivo、小米、中兴等。

　　vivo首席执行官沈炜说，之所以与高通多年保持着兄弟式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是因为高通是一家“不短视、不在乎眼前利益的公司，否则我们的6G、7G在哪儿？”

　　中兴通讯终端事业部总经理程立新则回忆道：“中兴1999年就进入了美国市场，并且与高通签订了国产厂商中第一份技术转让和授权协议，双方的合作是中美企业合作的一个典范。”他相信，坚持创新的高通肯定也能够越来越强大。

　　而小米更是一家由高通参与投资的公司，从出生、成长，到壮大，高通见证着小米的巨变。小米联合创始人林斌说道，从米1开始，双方形成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从米1开始的所有旗舰机，包括MIX，都是用了高通最高端的芯片平台。

　　“想知道自己做菜的手艺如何，看看多少朋友参加你的饭局就知道了。”面对越来越多的中国合作伙伴，高通首席执行官史蒂夫·莫伦科夫如上说道。

　　借助高通的芯片和技术，上述手机厂商将在2019年全球第一批发布和上市5G手机，在5G手机商用化进程上至少领先苹果一年。中国手机厂商和高通的合作，是前者为中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提供最新、最优质手机的最有力保障之一。

　　苹果优先

　　美国总统特朗普总喜欢将“America First”(美国优先)挂在嘴边，苹果公司也一直是“Apple First”(苹果优先)策略的身体力行者。

　　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董事长兼CEO方兴东曾说过：“苹果可能是在中国得到的利益最大、但是付出最少的企业。”一直以来，苹果一家就占据着全球智能手机总利润的90%，其它所有的厂商加起来总共才占据10%的利润。

　　苹果iOS应用内消费的广告佣金分成从7%降低到2.5%，苹果没有给出官方理由，而是强硬执行新的“一口价”，内容生态链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为了保证利润，提振业绩表现，苹果常常对供应商实行“双降”策略，既降价又降量，苹果有时会告知供应商伙伴们若不接受降价的协议，该公司或将培养出价更低的供应商。

　　在苹果的仓库，苹果产品的保质期总是“和牛奶一样短”。乔布斯曾说过：“糊弄我们的家伙，我一分钱也不让他们拿到!”苹果对供应商的过度控制让整个产业链都踹不过气来。

　　iPhone产品销量的每一次下滑，必然带来供应链业绩的集体跳水，但一切负面情绪最终都将传导至iPhone生产线上的百万工人身上。“苹果血汗工厂”这个词是2010年诞生的。那一年的苹果代工厂富士康工人的14次跳楼事件把这家富士康和苹果都推上了风口浪尖。

　　据《财经》报道，2018年10月末，苹果公司在iPhone XR上架两周后就通知富士康及和硕，将原本计划制造的总量7800万部手机削减了三分之一(2600万部)。据悉，多数XR产线都被拆除了。

　　“你可以制定所有你想要的行为准则，但如果你不给供应商足够的利润去善待工人，这些准则就都没有意义。”《纽约时报》曾援引一段苹果前高管的话。

　　据《财经》报道，昌硕位于上海的五个工厂，大部分都已无班可加，有些产线几乎停滞，工人开始“自离”。对于苹果代工厂的许多生产线工人来说，这个年不会太好过。

　　谈判与拒绝

　　回溯整个事件的源头，时间回到2017年1月，苹果率先将高通告上法庭，起诉高通报复其与反垄断部门合作，并拒绝退还承诺的10亿美元专利授权费。随后高通否认了苹果的指控，并在各国起诉苹果侵犯其专利，由此拉开了整整24个月的“神仙打架”。

　　两年来，苹果和高通已经在6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16个司法管辖区分别提起了50多项诉讼。显然，对于整个科技行业而言，官司背后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或者多个判决结果，而是代表着商业模式、产业链结构、知识产权授权模式、产业合作伙伴关系等多方位的博弈。

　　对此，李明德认为最核心和根本的一点是，必须承认“专利是一种财产权”。

　　“关于苹果侵权高通一事，我希望媒体和社会公众明白专利是一项财产权，法院是就这项财产权做出判决。作为一个跨国公司，苹果应该尊重中国的司法。”李明德强调。

　　“国际上有FRAND原则(即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表示专利拥有者一定要无歧视地去许可;同时，收取的费用应当合理，不能过高。当然，如果有的企业认为专利费过高，可以去讨价还价。大家可以按照市场规则去做。”李明德进一步解释，“例如，房子是财产，售楼公司用什么独特的方式进行销售可以讨论，但你不能说房子不是财产，这是两个概念。”

　　项立刚表示：“我相信苹果发起这样一场诉讼，很大程度说明了不是意在高通与苹果之间专利授权费用，其实是剑指高通和全球众多手机厂商的合作，希望把安卓系统给打死，或者至少让这个体系非常不舒服，为自己开拓更大的生存空间。针对高通的起诉，苹果还发起了一系列的政府公关攻势，针对的就是高通的整个商业模式，它的本意不仅是要打击高通，更重要的是要打击高通支持下的整个新兴手机市场，重点是迅速崛起的中国手机厂商。”

　　业内人士分析，通过专利授权与业界广泛分享技术并助推竞争，这是高通公司商业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这一点也是苹果作为一家“垂直整合模式”(自己独成系统)的公司与“水平模式”(专利许可给整个业界使用)的高通之间最本质的差别。

　　“水平模式”为苹果培养了大量的优秀竞争者，这是苹果最大的竞争和威胁，也是苹果不愿意看到的。

　　正如高通总裁克里斯蒂安诺·阿蒙所说：“9年前，高通开始支持初创的小米和OPPO、vivo等中国手机企业。现在，风水轮流转，这些公司开始支持我们。”

　　“我们可以达成和解。”高通CEO史蒂夫·莫伦科夫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表达了沟通、和解、合作的态度和决心，显示出极大的诚意。

　　苹果律师对此的回应却是：“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谈判了。”据知情人士透露，这显然不是事实，双方之间的沟通一直都在进行。

　　2019年伊始，诸事不顺的苹果依然在与高通的官司上不依不饶，高通递来的橄榄枝，苹果换以剑拔弩张。凡事不可过度进逼，对苹果来说，再进一步便是“双输”的悬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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