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中全会即将展开，据说通信运营商又要首当其冲的面临改革重组，因此有必要回顾过去通信行业的发展道路，以史为鉴，使得各方能够做出科学的决策。

    前段时间，微信收费闹得沸沸扬扬，搞得很多非通信业的人士都知道了什么OTT、管道化等通信问题，但还是疑惑中国通信运营商为什么发展遇到了困难。作为有长期通信行业工作经验的笔者，窃以为除了面临全球运营商互联网大潮下的管道化挑战之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通信运营企业自身体制的困境，企业失去了活力和发展的方向。

    当我们讨论如何解决中国运营商面临的各种困难的时候时候，有必要站在更高的层面来审视各种问题，有必要回顾研究对过去几十年中国通信行业发展规律，有必要把通信行业放在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变化的大背景下来进行深入的思考。对此，笔者的结论是：过去几十年，中国通信运营商的发展轨迹和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未来中国通信运营业走出困境的先决条件之一取决于新届政府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

    当按照上述的思维方式来看待目前中国通信运营商面对的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发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轨迹与中国通信行业发展的轨迹是完全同步的。

    这里我把中国改革发展和通信运营行业发展划分为如下三个时间段上完全重合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改革开放前十年（80年-89年）

    刚刚开放的中国还处于短缺经济的时代，开放的社会对通信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程控电话为标志，固定电话作为主要业务的通管局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扩大网络规模，而初装费、服务质量等问题开始引起社会的关注。

    通信技术引进是这个阶段的关键点。

    第二个阶段：充满活力的十年（1992-2002年）

    以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中国重启改革发展，通信业与中国的经济一道获得了飞速的发展。通信技术手段上以互联网、移动通信为标志；体制上以中国加入WTO为标志，通信运营体制实现了政企、邮电的分离，五家基础运营商先后成立，通信运营的竞争格局确立，通信网络技术和规模达到世界前列，运营商服务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四家最大运营商的分批上市，现代企业制度在逐步建立，通信运营商员工和全国人民一样，充满希望和干劲。

    通信体制变革是这个阶段的关键点。

    第三阶段：停滞的十年（2003-2013年）

    众所周知，这十年中国的改革陷入停顿，如果说前5年依上届10年改革发展的巨大惯性还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以举办08奥运为标照志分水岭，各种社会矛盾就逐渐激化显露出来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耗尽了之前产生的改革红利，陷入停顿、危机的时刻，通信运营的发展同样陷入了困境。中国运营商表面上看是外界环境的变化和企业的管理水平问题，但细究起来还是社会环境、企业机制和政府监管的问题。

    通信运营商从欣欣向荣到遇到危机的转变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点。

    上面三个阶段的划分，从宏观层面说明了国家和通信行业发展脚步是完全契合的。下面试图针对具体问题、对最近10年通信行业与中国政体相关联的各种现象做一具体的说明。

    1） 改革精神的丧失和倒退

    上个10年，通信行业改革的显着标志是5家基础运营商的先后成立和分批的海外上市（虽然正式上市日期可能在03年之后，但是其上市计划和准备工作都是在上个10年开始的），市场竞争格局建立。由此对通信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正向激励作用，运营商的市场意识很快建立，各级以营收为考核的机制很快确立。

    但是，在全球通信市场都处于不断竞争开放的态势下，中国这些年基础通信运营商却从移动、电信、联通、网通、铁通、卫通、吉通、小网通最后缩减到三家，即现在的移动、电信、联通。表面上，是这些被合并的公司经营存在困难，实质却是本来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存在的问题，可措施却是合并倒退到三家寡头垄断的状态。

    整个通信运营行业，给其它经济成份和社会资源的进入设置了严格的壁垒，通信业务被划分成三类，从基础业务到增值业务，种类繁杂，个个需要审批才能获得运营。这种状态，完全与饱受诟病的做大做强国企、国进民退的国内形势相呼应。讨论十几年的电信法，实质就是因为利益划分的问题，迟迟不能出台。

    为了应付社会的改革呼声，最近正在审批多家虚拟运营商的资格。在国际上虚拟运营已处末路、国内通信业法制法规不健全、政府监管部们不作为的前提下，通信运营业内人士无人看好现在推出的虚拟运营商的前景。

    2）  监管的缺位和越位

    主管中国通信运营业的最主要机构是信息产业部和国资委。最近10年，政府主管通信的部门出台了哪些改革措施，推动了通信业的发展或推出了哪些有利于百姓的举措，细数过来实在乏善可陈。到是监管部门在许多方面的作为饱受各方面的诟病。例如：

    三大基础运营商最高领导互换，即解决不了恶性竞争产生的原因，又不符三家上市公司高管任命的程序，上级部门如此作为让下属的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建立。

    三网融合，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发展方向，因为部门利益而始终无法落到实处。虽然国务院设定了期限，目前看期限内定会不了了之。

    政府部门首先考虑的是维持运营商的利益，而不是鼓励竞争维护用户的利益。当年只有两家运营商提供移动业务，明显竞争不充分，但不让另外的运营商进入移动领域，反让联通陷入同时经营CDMA和GSM两个网络左右为难的境地，最终造成一家独大的局面；而难于竞争的固定电话却有三、四家运营商在竞争。

    各地运营商恶性竞争故意设置各种障碍，简直成了社会的笑话，也令从业者们信心受到极大打击。但难咎其责的不在于企业在竞争中的不冷静，而是通信管理部门监督处理的无力或不作为。

    国际上边远乡村享受通信普遍服务，主要依靠政府提供普遍服务基金向企业买单来实现。但在中国，却由政府主管部门强令各家运营商分片包干，政府自身不承担任何责任。中国卫通本来有成本最低的实现方案，因为没有人买单，使得各家运营商花更大的成本代价，最终效果缺乏监管卫通也避免不了被合并离开运营界的命运。

    任何部门都天然的喜欢抓取更多的方便寻租的权力，通信管理部门也不例外。如之前的生产手机需要信息产业部的许可证，推行绿坝软件，各种网络应用资质的审批，等等，事后看来全无必要，只对审批者有利。笔者理解，再没有那个行业像通信行业的业务种类分类如此繁杂，任何业务提供的经营资质都需要批准。

    通信管理部门天然的有偏向“共和国长子”国企运营商的心态，最近关于腾讯微信收费问题，信产部部长的喊话，不仅不利于政府中立的监管者的形象，也损害了运营商在客户中的声誉。回想最近10年出台了什么有利于其他经济成份的政策，笔者一件也想不起来，只是感到政策在不断收紧。

    法制建设没有进展。在通信业，各级部门依法行政还遥遥无期，电信法难产即是证明。当年福建百姓自营长途IP电话被抓，最终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当时法院公开开庭，原被告和社会各方意见、证据庭上激烈交锋，最终法庭秉公断案，推动了行业和法制的进步。现在回想，恍若隔世。

    3）运营商自身难题

    运营商处于中国通信运营业价值链的顶端，企业自身的管理水平和运作能力才是应对目前复杂局面的基础。作为通信行业的员工，对企业的各种问题弊端感同身受颇多抱怨，但仔细分析思考相关问题，其实许多在中国当今社会或国企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是运营商独有。下面一些企业内的热点问题和社会的热点就极为相像：

    唯GDP与唯业务增长。各级政府唯GDP，中国运营商各级公司唯业务收入增长，这种唯一指标衡量业绩做法弊端重生。GDP的水分和业务收入的水分都说不清；很多时候新领导上任就挤前任创造的业绩的水分，这两者骨子里就是一回事。

    业绩增长与个人收入增长不相符。GDP的增长率和老百姓收入的增长率严重不相符，同样的，运营商业务收入的增长率和员工的收入增长率也严重不相符。收入增长停滞严重影响了员工的从业信心，笔者所在的公司许多年轻同事离职去当公务员了，这在以前不可想象。

    靠投资拉动增长走到了尽头。中国经济靠粗放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头了，同期中国运营商靠建设网络发展用户的收入增长模式也已经无法继续了，各业务用户都趋于饱和。因为过去增长成为习惯，大家都在盼望能出现杀手级新应用。最终国家和运营商都认识到创新才是未来发展的出路。

    政府什么都想管运营商什么都想做。这样的弊端随处可见，政府哪些不该插手大家都明白，所以李克强就说：政府要把不该管的坚决放给市场；但是运营商的特殊性外界一般弄不明白，可自己也好像并不清楚。如搞网站、做手机操作系统，等等，失败了也没见到过反思总结。

    上下责权不对等。事权当地政府负责，税收中央大部分拿走，强拆、卖地等地方行为实际上有责权不对等的深刻背景；在运营商，集团公司总部的具体责任很轻，各地分公司的考核指标压力极重，全集团的重大方针举措由总部提出，但不承担实施成败的责任。同岗不能同酬，靠近领导就会近水楼台，如此则难以形成良性的企业文化。

    行政管理文化痼疾难改。运营商的管理运行体系，实质上是行政管理模式。这种模式重权力重命令，轻服务轻流程，而且最近10年企业内行政命令的方式有加强之势。因此，企业高管和政府官员的角色可以轻易互换，当企业耗尽改革的红利，企业的管理运作能力提升就遇到了瓶颈，很多弊端积习难改、没有解决办法。

    创新始终是水中月。政府部门的运作机制天然的不适合创新，而运营商行政管理模式也不能适应创新的要求。当创新作为共识在企业内已经喊了多年的时候，却拿不出像样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深刻改变了通信产业、运营商面临管道化危机的时候，运营商却连自身创新的主体由谁承担和创新的主要方向在哪里还处在摸索阶段。

    搞政绩行为蔓延。各级政府机构热衷于搞政绩工程，这种作风也蔓延到运营商内部，有时候双方还相互配合。如运营商耗费很大精力到处与省、市政府机构签订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建设智慧城市等，动辄双方高级领导出席，投资协议上百亿，但是最后的实施过程、期限、效果结果却不知如何。高级领导精力投入到这种无效果的活动中，劳民伤财。

    改革步履艰难。中国现阶段的改革，之说以如此艰难，是因为改革需要革自己的命。政府部门如此，运营商也如此。目前企业管理能力要想有实质的提高非运作机制改革不可，但内部变革若不从集团总部的各个权力部门开始，一切重大措施都难有效果。

    当本文行文将要结束的时候，笔者自己都惊讶运营商自身的各种问题竟然和当今中国社会、政府、国企存在的许多问题如此惊人一致，从而更加坚定了笔者最初的观点：中国运营商目前自身存在的问题就是中国全社会问题的缩影，只是与通信业的特点相结合而更具体化了。运营商焦虑的管道化问题，是全世界运营商遇到的共性问题，而自身的软实力、管理水平才是目前应对这类问题成败的关键所在。

    因此，当全国、甚至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新一代领导重启体制改革开放的路线，期盼能早日落实取得成果的时候，过去30多年通信业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中国通信运营商、通信行业的未来与政体改革的成果紧密相关的。我把解决运营商问题的源头放在了中国政体改革主线上，并深信目前运营商自身的努力只能是修修补补，要想真正改变，取决于习李新政在中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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