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提出新型智慧城市
1.适应全球信息民主化大潮流
信息技术大普及带来全球信息环境的大变化：
一是信息化新居民的出现，公众与政府的信息不对称已消除，公众要求政府数据开放，要求参与智慧城市的规划与建设，并能够检查督促智慧城市建设工作，对智慧城市建设效益提出更高的要求；
二是企业的增值服务能力迅速增长，在很多方面已经超出了政府能力，很多企业已经在向公共服务的领域迈进，如何充分利用企业的公共服务能力共同建设智慧城市成为加快智慧城市建设的新课题。
新型智慧城市将通过开放、共建、共享的建设方针来迎接这种变化。
2.支持新型城镇化战略
新型城镇化是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新型城镇化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为支持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智慧城市将以服务的均等化、消除数字鸿沟为重要目标，帮助新居民融入新的社会环境，解决其居住就业问题、医疗社保问题、子女入学问题等方面的困难。以往的信息惠民更多是面向原城市居民，那些文化层次高、信息能力强的居民会更多收益，而新型智慧城市将更多考虑对信息弱势群体的服务，以服务的均等化来支持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
3.避免智慧城市建设的同构化
由于缺少对智慧城市的充分理解，在智慧城市热的影响下，各地智慧城市规划仓促上马使得规划的同构性非常严重，这对于国家经济结构的配套、互补是不好的，产业经济的同构会带来过度竞争降低投资的效率并不利于创新的发展，信息智慧城市需要下力克服这一弊端，推动智慧城市的多样化，保持各地经济活力、促进创新的繁荣。
4.新型智慧城市的三大特点
（1）开放、共建、共享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首先要强调开放、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政府要开放数据，开放智慧城市规划，要让公众能够了解政府的整体规划并能够发表意见，形成社会共识。政府要促进社会公共服务的整合，不仅包含政府的服务还包含企业提供的服务，政企合作，共创智慧城市的繁荣。
（2）服务均等化
以往的智慧城市建设重点是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但是这些服务更多服务于拥有更高信息技能的用户，而对于信息技能不足的弱势群体关注不够，新型智慧城市将努力改变这一局面，尽力消除信息鸿沟，让弱势群体能够享受更多的公共服务，支持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
（3）城市特色化
智慧城市建设是在大城市中发展起来的，其做法并不能适应中小城市、小城镇的信息化建设，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将努力改变智慧城市同构化的思路，努力推动智慧城市建设的特色化，建设更多的特色化小镇、特色化经济区，推动地区经济新特色化、多样化发展。
二、面对目标的顶层设计
1.目标顶层设计的重要性
技术人员理解的顶层设计通常是技术方案的顶层设计，设计者假定目标不成问题，这是甲方领导的工作，顶层设计用不着过问，但是在大多数智慧城市的发展目标是不清晰的，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首先应当是对于目标的顶层设计，然后才能进入到对于手段的顶层设计。
智慧城市的目标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系统，顶层设计首先就要分析目标系统的合理性，现在的问题是往往没有人认真分析其合理性，面对一个脱离实际的目标，再高大上的技术方案也没有用。
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第一步是设计合理的目标体系，设计者要研究每一具体目标的价值，目标之间的关联，是否有可行性及什么先做什么后做等等。实际上大多数智慧城市建设的不成功并不是工程技术的不可行，而是目标设计的不合理，很多智慧城市规划不成功在于根本没有目标合理性的设计。
2.决策层的顶层设计重点是业务合理性
传统信息系统的顶层设计是执行层次的行为，因为效益合理性问题甲方已经考虑过了，执行层次的顶层设计只考虑系统的可行性而不考虑系统的效益。
在智慧城市规划中这种思维不可行，因为智慧城市过于复杂，决策层难以提出明确合理的目标要求，需要顶层设计者来帮助决策层完成智慧城市的目标设计。即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首先应当是在决策层上的顶层设计，只有在目标层次上的顶层设计完成后才能进入执行层次的顶层设计，进而才能确保智慧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
智慧城市决策层顶层设计要决定的不是“怎么做”，而是应该“做什么”，此阶段的顶层设计要解决目标合理化问题，要理清楚各具体目标之间的关系，明确目标的测量评价标准，决策层顶层设计者必须要熟悉决策者的思维方式。
3.执行的确定性与目标选择的不确定性
在智慧城市建设中，决策层与执行层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决策层面对的任务是选择恰当的任务目标，以有限的资源取得最大的效益，效益是一个不确定性问题，影响效益的因素太多，每项决策都会有风险，正确的选择依赖于决策者的经验、视野与对问题的洞察力，并没有规范的方法可循。
执行层次的顶层设计是可行性导向的顶层设计，系统可行性并不考虑项目效益，因为项目的效益是决策层考虑过了的，执行层设计的任务只是保证系统的可行性。执行层解决问题的思维模式主要是系统工程的方法，通过逻辑设计形成以任务目标为中心的功能链条，确保既定目标的实现，执行层面对的问题主要是确定性的。
4.目标设计不到位难以弥补
选择恰当的目标是决策层顶层设计的核心任务，目标的合理性是决定项目工程效益的核心，而仓促的目标设计是影响损害最终效益的元凶，目标设计的缺陷是最好的执行也无法弥补的。可行性出现问题容易立即发现，而目标的不合理往往会在系统上马之后才会被认识，后者的危害要严重得多。智慧城市规划出现问题主要是决策层顶层设计不到位，必须高度重视目标决策层次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不到位主要是目标设计不到位，如果目标设计合理，手段可在执行中调整终究会成功，如果目标设计不合理，靠专家评审是没有用的，没有通不过的顶层设计，专家评审不会纠正目标设计的失当，只是便于在智慧城市建设不成功时责任人可以借此推脱责任。
三、智慧城市规划不能独善其身
1.城市发展与人类社会的组织化
城市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更高的资源利用效率。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合作是生产力提升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社会的效率来自于有效的组织，城市繁荣的原因是形成了更有效率的组织模式。
以组织化的视角认识智慧城市，信息技术是形成社会组织的粘合剂，信息技术效率的大提升必将为组织的优化带来更多的机会，因此所谓智慧城市则是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城市组织模式的城市。
城市组织的优化不仅仅在城市的内部，还包括与地区经济、全国及全球经济连接模式的优化，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反映的正是全球的组织化。
2.智慧城市发展的大格局定位
关起门来自我发展的城市是无法智慧的，城市的效率不仅来自内部组织的优化，更来自地球、全国、全球的社会经济的分工合作的优化，城市是大范围全球组织的一个节点，在大格局中的准确定位是智慧城市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
世界也在重组，城市若在社会经济大格局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就意味着被边缘化，意味着失去发展的机会，战略层顶层设计的重要任务是决定城市未来的大格局定位，选择好城市在大格局中的恰当定位是城市规划的大智慧。
3.产业发展目标不能一厢情愿
要从全球组织化的视角看待智慧城市的战略规划，尤其是产业的发展目标并不能一厢情愿，因为产业是相互关联的，产业规划必须考虑到与其它城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产业的组织化有自己的规律，顺其规律发展才能兴旺，优势互补地竞合发展比盲目发展更有效率。
国内很多智慧城市规划缺少全球组织化的视角，一厢情愿地想着自己的产业发展目标（如智慧产业），不研究周边城市、其它地区的产业竞争态势，致使城市战略目标严重同构化，丧失可行性，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必须要消除这种不切实际的产业目标。
4.从实际出发的特色小镇更有竞争力
在未来全球组织化的大格局中，发展目标的同构化是最容易被边缘化的，没有特色的城市最容易被替代，都发展同样的产业、同样的文化城市自身的价值必然会降低，在全国、全球交通、通信充分繁荣的时代，唯有特色化能够提升城市的价值，尤其是中小规模的城市，浙江省很多地区建设特色小镇就是非常智慧的做法，特色化是城市的生存之路、繁荣之路，也是智慧之路。
虽然很多人知道特色化城市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很多城市还是不敢选择特色化之路，因为特色化有风险，领导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而同构化的模式（最缺乏智慧创新的模式）最容易获得通过，对中小城市而言，能够选择恰当的特色化方向是对城市领导能力的重要考验。
四、设计有生命力的服务
1.仅仅规划功能是无法保证效益的
在智慧城市专项任务的规划中，有些人会热衷于规划系统功能而不是规划系统的服务。规划服务功能与规划服务业务本身的差别是极大地，服务功能规划是从技术的视角提出问题，服务功能只是一项工具，而工具是不等于效益的，工具要产生效益还需要有很多环节，要形成业务链才能形成效益。
由于功能只是效益链的中间环节而不是最终环节，即使功能实现了也不能保证效益，因此顶层设计要将规划的重点放在服务链的建设上，并且不能以中间成果作为评价成败的检测点，要以最终服务的效果来测量智慧服务的成效。
2.顶层设计要面向效益而非技术
效益导向的顶层设计需要设计的是服务链，而不是提供一堆技术功能，服务链是包含人、机器、系统的组合，是运行着的系统，能够为用户提供服务效益的系统，而不是某种技术工具需要用户去集成组装能够产生效益的新结构。社会效益的产生于新服务能够为用户节约大量的精力与时间，而不需要用户现场搭建效益链。工具、知识、人员集成的高成本会冲销提供“技术能力”的价值。
顶层设计要规划能够产生用户效益的规范服务业务，而不是提供一堆“可能性”，例如简单开放政府数据，公众很难使用，唯有与有效的增值服务结合起来，形成应用APP才能让公众受益。
3.有可持续性的服务必须是生命体
效益规划是顶层设计的难点，效益问题是不确定性问题，既然今天的设计无法保证未来环境的稳定不变，我们所设计的服务系统就需要有自适应的能力，能够自我改进，追求效益目标，在这个意义上说，服务系统必须是生命体。
服务效益的实现需要时间积累，服务必须要有可持续性，达不到服务寿命的系统也无法保证效益，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系统也不能保证效益。服务的可持续性机制设计就是服务的生命力设计，它应当是顶层设计关注的一项重点。
4.生命机制的顶层设计
服务的生存需要有外部资源支持，服务业务首先要设计好外部资源获取渠道，服务产生的价值是否足以维持外部资源供应？服务效益到资源供应的反馈渠道是否通畅？服务的改进是否有助于资源供应的改善？这是服务业务外部生态环境的检验，对这些问题得到肯定的结果之后再进入内部的生命机制设计。
服务业务生命机制是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适应力设计。服务系统很难一次设计成功，成功运行的系统也需要面对外部环境与用户需求的变化，服务系统必须要有自适应能力，要有对变化及时反馈自我修改的能力，反馈改进的效率决定了系统的竞争力。
五、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平衡
1.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设计各有所长
智慧城市的规划可以自上而下，也可以自下而上，两种方法各有各的优点。自上而下的规划有更好的整体观，适合与政府的思维模式，目前国内的智慧城市规划大都采取自上而下的模式。这种模式的缺点在于：当我们对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律缺乏了解之时，自上而下规划有着更大的盲目性，容易造成巨大的浪费。
自下而上的设计模式容易看清具体应用环境，目标越具体越容易取得效益，自下而上的设计便于发挥各参与单位的积极性，建设的成功率更高。
合理的做法应当是两种方法相结合，在初期对智慧城市建设规律不熟悉的情况下，多做一些自下而上的设计是必要的，减少自上而下的大系统规划，在缺乏实施经验的情况下系统越大成功率越低。
2.决定性思维的局限
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陷入决定性思维的陷阱，看不到智慧城市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决定性思维认为智慧城市的运行是可以用一套规范的程序来管理的，建立一个集中的运行中心就能够管理城市的一切事务。这种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从来没有成功过，因为将城市管理的全部复杂性集中到一个管理部门时无人能够胜任如此复杂的信息管理。城市面对的问题不是一成不变的，环境在变化、技术在更新、需求在提升，新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创新能力，而一个业务规范的运营中心是无法具有创新能力的，按照决定性思维模式设计出来的运营中心无法适应充满不确定性的智慧城市管理。
3.自组织模式更具有创新活力
推动城市发展创新的力量主要来自自组织模式。政府建立的系统常常不如靠市场机制自发形成的系统更有创造力和可持续性。互联网的成长过程早已证明了这一点，政府建的搜索引擎不敌谷歌与百度，政府的电子商务也不及阿里，成功的系统多是参与者自组织构建的，自组织模式最大的优点是能够兼顾参与者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的纽带增强了市场系统的健壮性，参与者的选择是一种智慧行为，自组织系统能更有效地积累参与者的智慧进而涌现出意想不到的创新，而按决定性思维自上而下建立的系统则缺乏这种创新能力。
4.信息化最大贡献在基层而非高层
政府信息化规划总是喜欢盯着领导需求而忽视基层需求，实际上最有效果的应用不在高层而在基层服务。基层业务是确定性的，信息技术容易发挥作用，高层以不确定性业务为主，难以计算机化，这是为什么决策支持系统长期显不出效果的原因，决策的关键在质量，IT的优势在效率而非质量。
智慧政府信息系统应是重点提高基层工作效率的系统，数据整合服务要面向基层、面向操作、面向用户而不是面向领导。领导只要了解总进度、全局状况和统计结果，并不需要最快的操作数据，最快的操作数据是给一线人员使用的，是用于信息惠民服务的。IT的效率优势在操作层更能充分发挥作用。
六、设计城市的创新机制
1.善于创新的城市才是智慧的城市
越来越多的城市已将提高城市的创新能力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目标，全球经济进入到以创新为中心的时代，创新成为城市活力的基础，每个城市都会面对着世界越来越快的变化，唯有提高城市创新能力才能适应这种新环境。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经常要考虑以下两点：
（1）创新思想的活跃。一切创新都是人做的，开放人的思维空间、促进多种思想的自由交流对于新思想产生的活跃有重要意义；
（2）创新成果能生存。创新的本质是组织的优化，要形成有助于重组产生的社会结构与技术结构，形成有助于创新成果能够保留下来的生态环境。
顶层设计的重要任务是建议使创造思想活跃的政策以及建设有助于创新成果生存的生态环境。
2.多样化思想的交流促进创新思维的产生
创新思想并不是某个人凭空产生的，它是人们思想相互促进的结果，新思想也是各种思维成果的集成，新思想的涌现与人们的思维活跃程度密切相关，城市创新思维的活跃与城市居民的交流频繁程度密切相关，智慧城市需要促进居民思想交流的活跃，特别是不同思想间的碰撞极为重要，要让城市成为实现开放的城市，吸引各种不同思想的汇集，提升城市创新思维的活跃度。
为了促进城市的创新思维的活跃，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环境非常重要。创新繁荣的城市都是多元文化的城市，要鼓励年轻人张扬自己的个性，包容各种各样的思维，欢迎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包容创新失败，高度包容的文化才是最能创新的文化。
3.合作最方便的城市是最能够创新的城市
任何城市的创新最终都要落实到城市组织的优化，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要为城市的组织优化提供最大的方便。组织优化的范围要尽量地宽阔，不仅仅是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还要包括政府系统与社会企业系统的合作，城市与其它地区的合作，合作空间越大、合作伙伴越多城市的创新力量就越强。
在智慧城市规划中，我们不仅要规划政府系统的合作平台还要把这种平台扩展到社会上去，让企业的服务创新能力也能聚合进来，让已有的成果能够多方面整合与再利用，整合利用越方便性越创新成果的生存与活跃。
4.标准化与创新平台
为了促进智慧城市各方面的服务有效地合作、集成与重组，智慧城市顶层设计推动系统间的互操作与标准化是一个关键措施。标准化是减少相互合作复杂性的基本措施，不仅要推动政府内部系统的标准化与互操作，还要尽可能实现政府与企业开放的系统的统一，从长远发展来看政府系统与企业的互联是一个大趋势，双方系统的标准化将有利于联合创新。
政府与企业的平台相互连接是一个重要趋势，目前国内最大的几个云平台都是企业建的，政府利用企业的平台建立服务系统有很多方便，不仅能降低成本、提高服务质量还能够促进合作创新。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要开门设计，开放政府资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全社会合作创新的繁荣。
七、共建智慧城市治理新模式
1.社会重组是城市效率的来源
提高城市组织化的水平是提高城市效率的主要渠道，城市的组织化不仅仅是人的组织化，也包括人与机器、机器与机器的组织化。信息技术（包括通信、软件与嵌入了软件的各种设施的大发展为城市组织化水平的全面提升创造了条件，智慧城市的建设就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全面优化城市组织的过程，从组织化的视角来认识智慧城市，可以看出社会组织化的核心人的组织化，共建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最重要的渠道，动员全社会共建是实现智慧城市的捷径。
2.改变电子政务规划的思维方式
国内电子政务的规划是以政府为中心推动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电子政务的设计模式并不宜延续到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因为电子政务是政府的服务改革，政府有更大的控制权，而智慧城市是全社会的改革，很多改革不是政府能够直接控制的，建立社会共识，发动社会共建才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成功之路。
从电子政务建设到智慧城市建设，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变化来自于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今天高性能的智能手机已大规模普及，公众的信息能力已极大提高，这种能力的提升极大增强公众参与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性，此外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大数据应用与云平台服务能力上开始大幅度超越政府，企业已开始涉足公共服务领域，企业已成为智慧城市建设不可轻视的力量，新型智慧城市必须要贯彻政企合作、政民合作的原则才能把蕴藏在社会公众在的巨大潜力调动起来，支持智慧城市的建设。
3.公众参与智慧城市监管的途径
智慧城市建设在多数地区还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这是不好的，智慧城市的建设效果直接与公众的参与度相关，没有公众关心的智慧城市如同没有用户关心的产品一样，智慧城市唯有在公众的关注下才能成功。
公众不关注智慧城市的因素有二，一是政府没有充分的宣传，未能形成社会共识，社会有共识才会配合，有共识才能投资，政府与企业的信息化建设才能同步与配合，毋庸置疑，社会共识是智慧城市最大的无形资产。
其次是社会监督机制不完善，公众并没有反映意见的规范渠道，缺少公众意见的代表人，地方人大可以完善这项工作，人大应当有专人代表公众监督政府智慧城市方案的实施，智慧城市在公众监督之下才能健康发展。
4.建设监管与自律平衡的智慧城市
一些政府官员把改善城市治理理解为增加监管，这是不对的，智慧城市的不是一个事事依赖政府严密监管的城市，而是一个居民自律、居民共管与政府监管相互配合的城市。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不是要设计一堆监管系统，而是要设计规划更有利于居民自觉参与管理、自觉遵守秩序与公共道德的系统。
社会管理的透明化是一个大趋势，不仅是政府官员的行为要暴露在阳光之下防止腐败，而且要让违反社会公德与秩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受到社会监督，适度的透明化是促进公民自律并自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武器，智慧城市应当是居民高度自律的城市，自律与监管平衡是更有效的城市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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