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积累，我国可再生能源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17年底，我国水电、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达到3.4亿千瓦、1.6亿千瓦、1.3亿千瓦，均居全球首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装备、制造及目标市场。

 

与此同时，我国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的步伐也日益加快，分别与全球100多个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和非洲联盟（非盟）等地区性国际组织开展了可再生能源双边和多边合作，积极参与20国集团（G20）、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等多边合作框架下可再生能源合作。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开展了多次清洁能源能力建设培训，传播和分享了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经验，在东盟国家受到了广泛好评；中国与阿盟签署了关于共同成立中阿清洁能源培训中心的合作协议，旨在进一步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满足中阿人民对清洁高效能源的需求；中国与非盟宣布将在非洲共同设立中非能源合作中心，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帮助推动非洲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

 

此外，中国还积极参与国际可再生能源项目合作，建设了号称东南亚“三峡”工程的马来西亚巴贡水电站（装机容量240万千瓦）、埃塞俄比亚第一个风电项目—阿达玛风电一期（装机容量5.1万千瓦）、中国在海外最大容量光伏项目—阿尔及利亚光伏电站项目（装容量机23.3万千瓦）等一大批可再生能源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对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传播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理念和技术标准，深化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产能合作和互利共赢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国际合作步伐的不断迈进，中国可再生能源正逐步从国际市场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向引领者转变。面对这种转变，需要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在技术创新、产融结合等方面进行深入思考，适应自己的角色，克服面临的政策、文化、法律、习惯等障碍，解决好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拓展国际可再生能源合作的新思维。

 

国际合作缺乏系统的策划和统筹。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数量的增多，中国参与项目规模的增大，中国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国际合作中的影响力日渐增强，但也面临一些问题。“走出去”的中国企业以工程建设型企业为多，投融资及运营管理类企业进入较少，中资企业内部同质化竞争问题较为突出；由于全产业链覆盖不足，上下游产业之间不能有效合作并形成合力；国内的设计咨询机构规划研究及政策咨询业务没有前置，行业智库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市场的影响力较小，中资企业习惯于闷在国内开展研究，研究成果与实际情况差距较大；对外投融资渠道仍较单一，融资手续长、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依旧存在；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沟通不顺畅、信息不对称等不利于服务国家“走出去”的大局。为保障“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推进，从政府层面做好国际合作统筹策划和全面管理的必要性愈加凸显，建立政企联合、政府指导、企业参与、产融结合的工作模式愈加迫切。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深度较为欠缺。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队伍中，施工企业“走出去”较早，设备制造企业、投资企业和智库等研究机构“走出去”相对较晚。不同类型的企业主体“走出去”的程度、关注问题的角度差异很大，使得不同企业与项目所在国的沟通和融入深度不一。进入他国较早的主体更加注重对市场的维护，较晚的更加注重项目自身。但总体表现为缺乏对市场培育的理念，更多只关注项目自身，对项目外有关的软实力投入不足，诸如对所在国可再生能源体系的策划、能力素质的提升、产业链的打造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对项目相关的社会、经济、文化、宗教、卫生等方面的重视不够、融入不足，广泛国际合作的深度较为欠缺。特别是在政治风险相对较高、经济基础较为薄弱的地区更为突出。

 

中国标准的国际认可度有待提高。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的高速发展，中国标准在国际可再生能源合作中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埃塞俄比亚阿达玛风电场等诸多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的项目陆续建设，为中国标准“走出去”树立了很好的典范。但受政治体制等方面的影响，中国标准的国际化之路仍不顺畅，中国标准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当前中国标准仍主要立足国内，英文版标准数量非常少，国际影响力不足，一旦出现不一致或矛盾时，优先采用欧美标准；另一方面，中国标准在驱动机制、管理模式、体系结构、重点理念等方面更加贴近中国国情，与国际标准仍有差异，需要进行充分的融合。以水电为例，当前中国水电标准有360余项，但是经国家能源局立项且出版的英文标准只有6项；从标准应用情况来看，中国水电标准国际采纳程度也不高。对中国企业参建的93项水电工程项目标准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全部采用中国标准的项目有17项，占18%；采用外国标准和国际标准的项目有21项，占23%；同时采用外国标准和中国标准的有55项，占59%。此外，大量中国企业未参与的国际项目基本上没有采用中国标准，而是采用欧美标准。

 

 

从政府层面加强统筹管理力度。建议以行业为单位，加强对外资源的统一管理，明确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各方的职责和分工，保障行业的规范，避免出现多头和无序现象，形成对外合作的合力，保障中方整体利益。重点发挥中俄、中美、中加等双边合作机制及与APEC、G20等多边合作机制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间合作平台的作用，构建政府—企业联动的合作网络，通过合作规划编制、重大能源合作项目等，深化和扩大与重点国家的能源务实合作。加强政府对外资金的集中统一管理，规范各类资金的用途和方向，注重资金的投入效果，分行业统一制订年度资金使用计划，防止出现资金的重复使用。加强对外合作信息的管理，搭建多渠道、多类别、统一的对外信息合作服务平台，促进信息在一定范围内的透明和共享。加强对风险的统一防控和管理，明确政府和企业在风险防控体系中的职责，建立健全海外风险防控管理体系。

 

重视市场培育和市场维护。把培育市场作为对外合作的主要方向，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加强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河流水电规划等基础规划工作，为项目合作提供基础；加强战略谋划、政策研究、能力建设等软实力方面的合作，鼓励中国智库“走出去”，通过与境外智库的合作共同提升双方的合作层次，推动中国管理理念、管理体系、技术标准“走出去”；加强人才储备和派员能力，加大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促进人才国际交流，向国际组织输送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实践经验的专业人才；加强对项目建设期和运行期的管理，建设一批高质量的精品工程，加大项目运行期的投入，保障项目持续稳定发挥作用，维护中国制造和中国品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