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70年发展，我国原油产量从1949年的12.0万吨增至2018年的1.89亿吨，增长1574.9倍，年均增长11.3%；天然气产量从1949年的仅0.1亿立方米增至2018年的1602.7亿立方米，增长22894.7倍，年均增长15.7%，油气产量增速大大高于同期我国能源生产年均7.6%的增长。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已建立从油气勘探开发、管道储运、炼油化工到产品销售与贸易一体化的油气产业链，并具有规模化、国际竞争力的油田服务、石油石化工程建设和装备制造业的现代化石油工业体系，是目前世界上具有完整石油产业链的两个国家之一。
        
建立起完整的现代化石油工业体系
      
1949年，我国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仅有0.29亿吨；截至2018年底，全国累计石油探明地质储量为398.77亿吨，增长1374倍。1959年，累计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只有310.93亿立方米；截至2018年底，全国累计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为14.92万亿立方米，是1959年的480倍。页岩气作为独立矿种通过招标向社会开放，2015年7月，在新疆地区首次开展常规油气矿权的招标试点工作。中央2017年发布的《关于深化石油天然气体制若干意见》进一步提出，要完善并有序放开油气勘查开采体制，提升资源接续保障能力。2018年国内原油总产量1.89亿吨，其中中国石油占比53.46%，中国石化占比18.37%，中国海油占比22.20%，延长石油等企业占比6%。
      
中游环节发展是伴随着大庆、胜利等大油田的发现和大型炼化企业的布局，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以“八三”管道工程为代表的原油长输管道得到快速发展。目前我国西北、东北、西南、海上四大原油进口战略通道已全面建成，基本形成资源多元、调度灵活、安全可靠的石油供应网络格局，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大动脉。截至2018年底，全国长输原油管道2.38万公里，成品油管道2.60万公里，中国石油分别拥有69%和42%，中国石化分别拥有27%和57%。目前，我国已建成舟山、舟山扩建、镇海、大连、黄岛、独山子、兰州、天津及黄岛国家石油储备洞库共9个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形成了相当于我国35天左右净进口量的储备规模。根据油气体制改革“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意见，把具有自然垄断属性的管输业务和部分储存设施从三大石油公司剥离出来，组建独立的国家油气管网公司，即形成“N+1+N”，为“两头”进一步放开、形成竞争创造条件。
      
我国炼化行业自新中国成立70年来，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1949年，全国只有几座小炼油厂，原油加工能力合计17万吨／年，当年加工原油11.6万吨，只能提供12个油品品种，绝大部分产品依靠进口。随着大庆油田和其他油田相继发现和投产，为炼油加工的发展提供了资源条件，1978年原油加工能力达9291万吨／年。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建成炼化企业216家，千万吨级及以上炼厂26家，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拥有的炼厂平均规模分别为743万吨/年和746万吨/年，与世界炼厂平均规模759万吨/年相差无几，原油一次加工能力8.13亿吨/年（也有统计为8.3亿吨/年），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炼油国。
      
炼化产业格局从1998年两大石油集团重组时的二分天下到近年地方炼油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三分天下甚至四分天下的新格局。同时，我国化工业务早已放开，市场主体非常多元。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乙烯生产国和最大消费国、世界第一大丙烯生产国和消费国。
      
经过70年发展，我国炼化产业完成了规模化发展，目前“一体化、基地化、集群化”产业格局正在形成中。面对全球能源转型和石油行业格局调整，深入推进炼化产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势在必行。
      
成品油销售业务是随着交通运输业务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汽车的普及、航空运输业务的高速成长、高速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和河海运输业务的繁荣得以推动的，2018年我国成品油消费量达3.25亿吨，与新中国刚成立时的不到10万吨的消费量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加油站10万座左右，其中中国石化拥有3.07万座，占比32.12%；中国石油拥有2.14万座，占比21.08%；民营企业拥有4.5万座，占比45.91%；其他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拥有1700座和3000座，占比分别为1.73%和3.06%。随着2018年国家对外资大力开放炼化领域和终端零售领域政策的落地，以及此次批发仓储经营资格审批权的取消、零售经营资格的下放和乡镇以下具备条件的地区建设加油站等可使用存量集体建设用地政策的落实，并伴随着国内新增炼油能力的集中释放，成品油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长期占主导的市场格局面临重新洗牌。
      
进出口贸易环节中，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石油需要进口，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1950年成立时称为“中国进口公司”）负责进口原油和成品油。新中国成立第一个十年，我国原油和石油产品都是净进口；自1959年大庆油田发现到1995年的36年间，我国一直保持原油净出口国地位；但在1996年，我国原油进口量首次超过原油出口量而成为净进口国，其实早在1993年我国就已经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了。目前，我国原油和成品油进口国营贸易实行自动许可管理，主要是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中化和珠海振戎5家国有企业，非国营贸易实行配额管理。自2015年以来，我国陆续放开进口原油使用权和原油非国营贸易进口资质（简称“两权”）。2018年国内获得原油进口权与使用权的地方炼厂的原油进口份额已达1/4左右，且具有“两权”的企业和获得进口配额的数量不断增多，商务部2019年首批原油进口配额中向58家企业发放了总计8984万吨的原油配额。
      
经过70年发展，我国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石油工业体制，一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市场体系基本形成；二是生产要素和油气产品基本实现市场配置；三是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化原油期货成功上市并运行良好，我国在国际石油市场定价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四是三大石油公司全球化竞争力显著提升，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五是政府运用市场化手段管理石油行业的能力显著提升。
 
我国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我国天然气产业在新中国成立70年来快速发展，特别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西气东输等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相继竣工和国际能源合作项目逐一落地，天然气供应能力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已形成国产常规和非常规气、进口管道气和进口LNG等多气源、多品种、多渠道的互济供应和“西气东输、北气南下、海气登陆、就近供应”的管道网络化供应格局，管网覆盖主要产气区及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等区域，地下储气库和LNG等天然气储存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并开始发挥调峰作用。
      
从国内生产来看，1949年，全国天然气工业产量只有1117万立方米，而且产量、销量绝大部分局限在四川盆地。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勘探开发力度不断加大和勘探理论与技术的不断进步，全国相继发现并建成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四川盆地、柴达木盆地、莺歌海盆地、东海地区、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准噶尔盆地9大天然气生产基地。2018年国产气量1603亿立方米，增速8.3%，其中页岩气发展进入提速期，产量达109亿立方米，同比增长21%，川渝、鄂尔多斯、塔里木和海域四大气区贡献国产气量的85%左右。
      
从进口来看，随着我国深圳大鹏首个LNG项目建成和中亚天然气、中缅天然气管道相继投产，我国开始大规模利用境外资源，多元进口来源、多样进口方式、多种进口主体的格局正在形成。2018年，进口天然气9039万吨，同比增长31.9%，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5%，其中管道气进口占40.5%，进口LNG占59.５%，2018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进口国。
      
从储运设施来看，目前我国初步形成了以西气东输系统、陕京系统、川气东送、中贵线、中缅线等天然气管道主干线为骨架，其他联络线、省管网为补充的横跨东西、纵贯南北、连通境外的供气网络。截至2018年底，我国已建成天然气干线管道7.6万公里，一次输气能力3200亿立方米。LNG接收站已投产22座，接收能力达7000万吨/年，建设和运营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我国储气库建设相对滞后，调峰能力严重不足，形成夏季限产、冬季限供的尖锐矛盾，也直接影响冬季供暖高峰季节的安全稳定供应能力。得益于近些年投资力度加大，我国已初步形成京津冀、西北、西南、东北、长三角、中西部、中南、珠三角八大储气基地，约占全国天然气消费总量的3.5%左右。纵向看，我国储气设施建设速度很快，但横向来比，远低于国际经验12%的要求和发达国家15%以上的水平。
      
从价格体系来看，2011年以来，我国建立了与替代能源价格挂钩的天然气“市场净回值”定价机制，已基本理顺了包括居民用气在内的门站价格，天然气相比燃料油和LPG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2017年，在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方针积极推进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发改委重新核定并下调了跨省长输管道的运输价格，推进省级输气管网和城镇燃气管公司降低输配气价格，终端用户的天然气价格总水平有所下降。但目前我国天然气供应环节仍然过多，且各环节利润分配不符合“风险-收益”对等的一般商业原则，这样的政策情景不利于天然气产业可持续发展。同时，前几年为应对“气荒”在高油价下签订的LNG长贸协议价格高于当前的LNG现货价格，因不能合理顺价到用气终端而导致价格倒挂，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理利用国际天然气资源。因此，要继续深化天然气价格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上海、重庆等地天然气交易中心建设和发展，并建立和实行反映天然气供需的差别价格制度，提升天然气的市场竞争力。
      
2018年天然气在我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达7.8%，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有必要大规模、高强度地推广天然气利用，特别是在天然气发电、工业燃料、城镇居民生活和取暖及交通运输等煤和燃料油需求量高、减排压力大的领域。
 
“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实施
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油气资源配置能力
      
我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进程与国内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油气资源禀赋密不可分。理论认识的突破、特殊时期高效的会战组织模式和石油精神的激励，一个个陆上大油气田的相继发现，推动我国石油工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跻身世界石油生产大国行列。虽然我国海域辽阔，海底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海洋石油工业对技术装备的要求更高，资金更加密集，投资风险更大，陆上大会战的成功经验很难移植到海上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在改革开放前既缺资金又缺技术的背景下，唯有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的国际石油合作模式。从此我国海洋石油工业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通过自营与合作并举，实现我国海洋石油工业的高速高效发展，从1982年组建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时的9万吨原油产量快速攀升到1997年的1628万吨；天然气产量从无到有，达40亿立方米，油气当量接近2000万吨。截至2018年底，我国海上油气产量当量已超过6000万吨/年。
      
石油化工领域“引进来”的成功案例也不少，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了满足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对以乙烯为“龙头”的石化产品的需求，我国石油公司采取与国外一流大公司或资源国大公司对半合资的方式，以规模达“世界级”、乙烯及其下游加工与炼油生产一体化、工艺及装备技术达国际先进水平为目标，先后与德国巴斯夫公司合资在南京建设了以60万吨/年乙烯装置为主体的扬巴石化项目，与英国石油公司（BP）合资在上海建设了以90万吨／年乙烯装置为主体的赛科石化项目，与美国埃克森美孚、沙特阿美公司合资建设了福建1200万吨炼油／年和80万吨乙烯／年炼化一体化项目，与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合资建设了天津100万吨／年乙烯等项目。开创了我国“基地化、大型化、一体化、园区化”发展石化工业的新模式，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技术研发机制，推动了我国石化产品关键技术和装备的自主研发，具备了“以我为主”的发展能力，我国乙烯工业、芳烃工业的整体竞争力达到世界水平。
      
1993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利用国外资源成为必然选择。1993年12月，中央正式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我国石油工业的方针，为中国石油工业启动国际化经营战略指明了方向。自1993年“走出去”以来，我国石油公司国际化经营取得重大突破，海外油气业务实现跨越式增长，形成了以五大油气合作区、四大油气战略通道和三大运营中心为核心的完整油气产业链，中国企业全面参与国际油气资源的配置能力和资源保障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18年底，我国有20多家企业参与海外油气上游领域投资，作为海外油气投资引领者的中国石油实现海外权益油气当量接近1亿吨，相当于国内油气产量的一半左右。
 
能源转型推动
我国油气工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展望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能源转型步伐明显加快，清洁低碳化、分布式利用和智能化发展是能源转型的方向。但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尚处在工业化过程中。未来10年，我国石油消费将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即使达到消费峰值之后，在较长时期将继续保持平稳的石油消费。作为一种清洁能源，我国天然气勘探仍处早期阶段，潜力巨大，在未来能源转型过程中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可逐步发展成为主力能源。
      
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大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密不可分。目前我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商品出口国、第二大商品进口国，能源消费总量与发展中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联系密切。一方面，我国仍处在工业化阶段，产业结构偏重，转型升级正在进行，与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能源强度明显高；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世界工厂，我国消费能源是为全世界提供产品。因此，要在加大国内油气增储上产和提高应急储备能力的同时，通过不断提升全球油气资源配置能力，实现开放环境下的油气安全。
      
一是加大石油勘探开发力度，实现国内原油有效稳产。制定鼓励“深、非、低、稠”的财税政策，推进油气矿区有序流转，完善矿业投资管理体制等，加快国内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遏制石油对外依存度过快上升的势头。
 
二是加快天然气产供储销体系建设，实现国内天然气产量较快增长，多元进口确保天然气市场稳定供应，多措并举推进储运调峰能力建设，政策引导推动天然气销售市场化。
 
三是构建有效竞争的市场结构和市场体系，完善油气进出口管理体制，深化下游竞争性环节改革，加快油气交易平台建设，发挥市场决定价格的作用，有效释放竞争性环节的市场活力。
 
四是深入推进炼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是充分发挥油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引领示范作用，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模式，着力优化业务布局和资产结构，持续提升投资效益、国际化经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六是加强市场监管能力建设。
 
  (作者系中国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