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本报记者 卢彬）

中国电力国际产能合作企业联盟副秘书长祝慧萍以数据梳理了目前电力项目“走出去”的整体态势。统计显示，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2018年底，我国电力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实际投资总额达835.89亿美元，涉及项目数量共148例。

祝慧萍称，2019年的数据仍在统计中，而各方对于今年电力项目投资形势的预测，也可能因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形势的影响而发生变化。“3月9日的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全球GDP增长率将降至2.5%以下，并认为疫情将使全球GDP减少2万亿美元，其中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国家将损失2200亿美元。”

祝慧萍表示，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对全球产业政策、发电装机结构变化的研究，针对2018-2040年主要地区电力需求预测显示，除中国外，新的需求将主要集中于印度、东南亚等地区；投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电站投资占比将达到总投资的60%；发展中经济体在水电和煤电领域的投资占全球的80%，光伏和核电占比将超过60%。

“从电源类型看，新能源项目投资占比正在逐渐增大。”祝慧萍说，“基于上述判断，光伏投资会有较大发展，全球煤电投资比重将逐步下降；亚洲、非洲工程承包市场机会大，全球电力市场对带资EPC需求日渐旺盛，以缓解大量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资金需求。”

丰富的项目类型与充足的电力需求，无疑为电力企业带来了广阔的海外市场空间，但有些地区的项目却开始暴露出“拿不到活”“拿不到钱”的问题，这些风险不仅成为项目实施者的现实顾虑，也为项目决策者戴上了“枷锁”。

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傅维雄直言，海外电力项目可能会遇到许多“坑”，某些地区恶劣的营商环境需要企业认真对待。

“有的国家外汇储备只有几十亿美元，一个百万机组的项目，一年的电费可能就要3—5亿美元。实际做项目，不能只看对方是否签协议、是否有政府担保，还要考虑是否有偿付能力。” 傅维雄表示，“与之类似的，还包括合规风险、政局波动、汇率与汇兑、投资环境变化等情况，一旦应对不好，都有可能产生‘活不好拿、钱更不好拿’的问题。”

此外，傅维雄指出，除了复杂的外部环境，企业内部环境的变化也在增多。他表示，现在很多电力央企做规划、做决策时越来越慎重，越来越强调“无风险决策”。“合理的慎重是必要的，但机遇和风险永远是并存的概念。”他指出，非市场化的决策、无风险的决策，将导致项目决策流程过长，效率相对低下。“很多企业现在存在这种现象，集团做好决策要求下级项目公司写保证书，承诺项目没有风险，这种决策和责任机制方面的问题亟待优化。”

“一方面，现在国家强调‘走出去’，而且要加快‘走出去’，还要安全‘走出去’。另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多了，项目多了，关注度就会上升。项目一旦出现问题，还需要面临舆情、文化冲突等多方面的额外压力。” 傅维雄补充说。

“‘走出去’的绝大多数项目尤其电力项目做得很好，也很成功。”傅维雄认为，尽管外界仍存在一些质疑，但中国电力企业“走出去”不存在颠覆性问题，客观上存在风险的同时也始终蕴含着机遇，“对我们自身而言，企业在投资性价比、资金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仍然具备明显优势。外部市场的机遇也很多，人口增长、电气化率的提升都将带来持续增长的市场需求，电网的投资机会也在增加，电网互联互通也渐成气候。”

“目前电网公司海外投资，主要面临的是投资壁垒问题。”国网能源研究院企业战略研究所主任经济师高国伟表示，部分国家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呈抬头趋势，实行严格但缺乏公开透明的准入审查。“对此，我们采取了多种策略尝试应对，包括进行小股比投资、海外资产再投资、通过基金开展海外投资等，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黄国芳则分享了利用项目推进第三方合作的案例。“我们在推进马耳他项目时，通过和马耳他能源公司的合作，在黑山投资建设风电项目。这两个国家同属欧盟，文化相通，这种三方合作可以发挥各方优势，实现多赢，在前期沟通项目建设以及后期运维之中都开展得较为顺利。”

“有了国际化的思维和策略还不够。”傅维雄强调，要想在“走出去”基础上走进去、走上去，必须要打造本质上有竞争力的项目，要在商业上靠得住、法律上立得住、环境上稳得住。“之前某电力企业的海外大型EPC项目获得了多项‘第一’，举世瞩目。但仔细研究发现，各分包方中西方企业占据了很多核心技术、高端服务等，我国分包方大多仍集中在基建、土建、安装领域，项目资金由中国的银行来提供。真正要做出有核心竞争力的工程项目，依然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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