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本报记者  卢彬）

中电联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以对外直接投资、对外工程承包、装备和技术服务出口为内容的中国电力国际产能合作总体出现下滑。与2017年相比，对外实际完成投资额减少69.96%，对外工程承包新签合同额减少44.48%，电力装备出口额降低15.12%，电力技术服务出口额降低71.76%。“贸易摩擦、地缘政治冲突等诸多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际产能合作。”王志轩指出。

外部环境的变化，对电力企业的“内功”提出了更高要求。在中国能建广东省电力设计研究院副总经理梁汉东看来，中国电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仍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预计到2022年或2023年，粤港澳大湾区的GDP将超越东京湾。但在人均能耗强度、单位GDP能耗、居民用电质量等方面都达到东京湾的水平，要到2030年至2035年。”梁汉东指出，“未来十年，考验我们的不再是工程和项目规模的增长，而是如何实现真正的高质量发展。”

“中国电力行业，特别是煤电领域为世界提供了高质量的工程和产品。但在与境外机构在项目合作与交流中，我们发现，他们现在需要的不仅仅是高质量的产品和工程。”梁汉东说，“如何抵御台风？如何加强末端电网稳定性？合作方需要我们根据具体情况，提出高质量的解决方案。而在项目竞标中，我们发现自己缺乏国际水平的专家团队。所以，要真正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做的确实还有很多。”

根据中电联统计，截至2018年底，中国已参加了2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的270个煤电项目建设，装机达到2.6亿千瓦，其中EPC项目占70%。

中国在煤电技术、建设领域具备比较优势，这也使国际社会颇为关注中国电力企业国内与海外煤电项目的建设与规模。对此，王志轩强调，是否发展煤电，最终需要主权国家根据自身经济、社会、能源发展做出选择。“一方面，中国煤电建设在设备先进程度、污染控制水平等方面处于世界先进和领先水平，完全可以满足甚至高于当地环保要求；另一方面，中国不止参与燃煤电厂建设，也是光伏、风电等低碳电力技术的积极推动者和参与者。”

“不同国家能源结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应当允许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水平落后的国家，优先解决特别紧缺的电力问题，这是解决贫困、促进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面。”王志轩表示。

梁汉东指出，在煤电与其他能源形式的取舍上不应冒进，而应追求整体优化。“举例来说，如果广东煤电全部用气电替代，污染物排放只能在现有基础上再下降不到10%，碳排放水平基本持平，并不划算。我们设想通过应用储能技术，提高海上风电的利用容量，同时保证煤电适当规模发展，多种能源形式相结合，希望未来几年在经济性、安全性等方面获得全面提升。”

煤电在技术成熟度、发电成本等方面仍有优势，但其是否就是解决用电问题的首选方案？有专家表示，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对此持否定态度。

“煤电确实应该根据资源禀赋、经济发展阶段、电网结构等综合考虑，而且目前煤电清洁化水平也相当不错。但是，现在煤电项目在国际上确实面临一种困境。”丝路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傅维雄指出，“国际上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机构会给煤电项目贷款，‘烟囱意味着污染’这个印象在很多国家根深蒂固。从投资角度而言，一个煤电项目投下去就是20、30年的周期，其中面临的电力需求、政策环境等情况的变化，都可能带来额外风险。”

同样威胁煤电主导地位的，还有日趋平价的新能源。中国电建国际公司原总经理宋东升表示，到2030年，光伏发电、风电、“光伏+储能”结合对应的度电价格可能会降至1美分、2美分和3美分。“能源革命、电力革命正在发生。”

那么，究竟哪种电力利用形式是未来的趋势？宋东升指出，“新能源+分布式+智能电网” 是未来电力工业的一个发展方向。“对电力企业而言，去中心化的趋势对大电站将会产生什么影响？超高电压的远距离输送是否还有前途？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站在已经拥有坚强主干电网的国家视角来看，要更多地站在全球，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考虑。”

以非洲为例，宋东升认为，随着电气化新时代来临，电力行业在很多领域仍拥有广阔发展空间。“非洲有超过12亿人口，现在大约有6亿人口还用不上电，电力对其发展是巨大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市场。一些新的电力技术，如新能源、多能互补、储能、微网和离网技术及其综合应用，未来都将在非洲取得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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