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了,社会上那些承受不了的高管,为什么选择自杀。问题集中到你这一点,你不拿主意就无法运行,把你聚焦在太阳下烤,你才知道CEO不好当。每天十多个小时以上的工作,仍然是一头雾水,衣服皱巴巴的,内外矛盾交集。2002年,公司差点崩溃了。IT泡沫破灭,公司内外矛盾交集,我却无力控制这个公司,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梦醒时常常哭。”
——2011年,任正非在一篇内部文章中回忆华为经历的艰险时刻。
任正非对当时困难的描述,只有寥寥数语,而且多集中在公司运营和宏观环境,但事实上,他经历的事情更多,几乎每一件都足以要了他和华为的“命”。
任正非也在这一时期,身体与精神遭受重创,两次患癌、陷入抑郁。
01
最欣赏的人背叛了自己
任正非的脾气出了名的大。
华为前副总裁李玉琢曾在书中披露:
“任正非的脾气很坏,是我见过最暴躁的人,我常看到一些干部被他骂得狗血喷头(高级干部尤甚)。有一天晚上,我陪他见一位电信局局长,吃饭到9点。在回来的路上我问他回公司还是回家,他说回公司,有干部正在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提纲(第二天李鹏要到华为)。我陪他一起回了公司。
到了会议室,他拿起几个副总裁准备的稿子,看了没两行,‘啪’地一声扔到地上,‘你们都写了些什么玩意儿’于是骂了起来,后来把鞋脱了下来,光着脚,在地上走来走去,边走边骂,足足骂了半个小时。”
某次中层干部会议上,任正非对华为财务总监说:“你的长进非常大,”总监还没来及高兴就听到了下半句,“从特别差变成比较差!”
华为创业早期,很多高管都感受过任正非“疾风暴雨”式的批评,但唯独有一个年轻人例外,任正非不仅不批评他,还喜欢得不行。背地里,任正非评价这个年轻人“这小子太厉害了,看问题太深刻,如果我要做个人投资,我一定投他。”
这个年轻人就是华为历史上著名的技术天才——李一男。
李一男1970年出生,15岁考入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1993年加入华为,入职半个月就成为主任工程师,半年后因为表现突出,被提拔为研究部副总经理,25岁成为华为总工程师,27岁当上了常务副总裁。
通信设备产业是典型的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
华为一进入这个领域,面对的就是思科、朗讯、阿尔卡特等全球顶尖的通信设备制造商,要想在此间立足,技术研发能力必须强。而李一男就是任正非的“尖刀”。
从1993年到2000年,李一男带领的研发团队,在与国际巨头的竞争中,表现抢眼,期间华为的市场营收从4.1亿狂增50倍,达到了200多亿。
任正非对李一男宠爱有加、视若己出,不仅给钱给权,还尽可能为这个技术天才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
私下里,华为内部都称李一男是任正非的“干儿子”,是任正非培养的接班人。
2000年,为了给老员工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也为了将来在市场上组团“打群架”,华为鼓励一批对公司贡献较大、深受信任的老员工,出去做华为的数据产品代理商,任正非称之为“内部创业”。
“接班人”李一男主动参加到这次内部创业大潮中。
离职前,日理万机的任正非亲率华为高层,集体在深圳五洲宾馆为李一男开欢送会。据说会议现场十分感人,充斥着“送孩子读书、盼衣锦还乡”的气氛。
但与会的所有人都未曾料到,李一男之后竟然“叛变”了。
欢送会后,李一男带着价值1000多万元的华为设备(用华为内部股份兑换)北上创建“港湾网络”。不久之后,港湾网络便获得了美国华平、淡马锡等机构近亿美元的风投。
有了风投的加持,李一男的目标不再是做一个华为的产品代理商,变成了“离职高管+风投基金伺机KO老东家”。
▲右二为港湾时期的李一男
李一男对华为的产品和市场优劣势十分清楚,港湾在市场上迅速攻城略地,屡屡夺标,销售额很快破亿。
一边在市场中与华为竞争,港湾还一边到华为挖人。
2001年,在高薪、期权的各种诱惑之下,上百号华为核心研发人员加盟港湾。发展到后期,港湾的挖人手段愈来愈大胆。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2001年至2002年,华为处在内外交困、濒临崩溃的边缘,公司很多人效仿港湾,在风险资本的推动下,合谋偷盗公司的技术和商业秘密。
彼时的华为,散发着“末日”的气氛,很多人喊着“资本的早期是肮脏的”口号“叛逃”,华为摇摇欲坠。
从华为出来的人,大多数选择了创业,他们运用华为的技术,模拟华为的运作,蚕食华为的市场。
2002年,华为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负增长。
任正非想不通,在他看来,权力、利益(员工持股达90%以上)、舞台、甚至真情,他都给了员工,而这些人却选择背叛,他痛苦,更迷惘。但任正非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更大的痛苦突然而至。
02
最亲的人遭遇横祸
任正非出生于贵州省安顺地区的苗族自治县,父母都是谨小慎微、辛苦勤勉的教育工作者。
任正非兄妹七人,他是老大,家中孩子多,收入少,生活本就十分清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雪上加霜。任正非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到邻里去借2-3元度饥荒,很多时候走了几家也未必能借到。
▲任正非出生在贵州省镇宁县一处贫困山村中
“文革”中,任正非的父亲被打为右派,中央下文控制右派的生活费用不得高于15元,各级造反派又层层加码,真正到手的生活费不到10元。
任正非后来回忆说:
“妈妈那么卑微,不仅要同别的人一样工作,而且还要负担七个孩子的培养、生活。煮饭、洗衣、修煤灶……什么都干,消耗这么大,自己却从不多吃一口。
我们家当时是每餐实行严格分饭制,控制所有人欲望的配给制,保证人人都能活下来。不是这样,总会有一个、两个弟妹活不到今天。我真正能理解活下去这句话的含义。”
高考前,任正非在家中复习,经常饿得头晕眼花,实在忍不住了,他就用米糠和菜烙着吃。母亲得知后,为了让他安心学习,每天塞给他一个小玉米饼,而任正非很清楚,这都是从父母嘴里省出来的粮食。
任正非说:“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如果不是这样,也许我也进不了华为这样的公司,社会上多了一名养猪能手,或街边多了一名能工巧匠而已。”
任正非在高中毕业前,从没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送给了他两件衬衣,但是任正非却难过地哭了,因为他知道:每人每年仅0.5米的布票,自己有了衬衣,家人会更困难。
“我的不自私也是从父母身上学到的,华为今天这么成功,与我不自私有一点关系。”
创办华为初期条件艰苦,任正非没有条件照顾父母;等到华为有了规模,面临的事情错综复杂,更是没有时间照顾父母。
2001年1月8日,任正非的母亲在昆明买菜时遭遇车祸。因为身上没有带任何证件,只装了十几块钱,被当作无名氏送到医院抢救。直到中午,任正非的妹妹发现母亲未回,急忙寻找,才知道发生了车祸。
而此时,任正非正跟随国家领导人在伊朗访问。得知消息的他心急如焚,因为没有直达昆明的航班,任正非多次转机,在巴林又遇雷雨,前后耽搁近9个小时,到曼谷时又延误了10分钟,没有赶上最快一班回昆明的飞机。
等任正非回到昆明时,病床上的母亲已撒手尘寰。
母亲去世前,给任正非留下了几万块的存款,在她的观念里,做生意不会总是一帆风顺,攒一些钱,以后用来救任正非!
往年春节期间,任正非都在国外拜访客户,因为中国过节时,国外客户往往上班,2001年,他下定决心,春节要好好陪陪母亲,长这么大,他还没好好陪过自己的母亲,但春节前半个月的车祸,却让这一小小的心愿化为泡影……
子欲养而亲不待,曾经繁忙、抽不出时间等缘由,令任正非万分痛苦与自责。
03
国际诉讼
失去至亲的任正非,工作上也面临重重磨难。员工出走事件仍是悬梁利剑,国际战场上,初出茅庐的华为又迎来不速之客。
2002年12月,通讯巨头思科全球副总裁“造访”华为,思科提出华为侵犯了其产品知识产权,要求华为承认侵权、赔偿,并停止销售产品。
面对咄咄逼人的思科,华为思考再三后决定:可以停止销售有争议的产品,但绝不接受侵权的指责。
彼时的华为刚进入国际市场3年,承认侵权必定给品牌形象带来巨大损害,无异于自毁长城。但华为的提议远远满足不了思科的胃口,双方不欢而散。
作为国际市场的青涩选手,面对一个全方位碾压自己的重量级对手,华为选择了息事宁人,将已经在美国销售的十几台争议产品悉数回收。
华为的示弱举动,却被美国媒体和思科看成做贼心虚,各种指摘纷至沓来。
在美国媒体看来,“侵权几乎是中国企业的标配”。美国舆论更是认为:落后的中国不可能制造出高科技产品,即便有,一定是靠模仿、抄袭、侵权制造的。
这种长期形成的狭隘观念,使得美国业内一致认为华为偷了思科的技术。
在中国,不少知名媒体初期也都相信了思科的一面之词,认为华为侵犯了思科的知识产权。
通过制造舆论,未审先判地指责华为是“小偷”后,思科磨刀霍霍,准备在美国向华为提起诉讼。而此时,他们唯一担心的就是中国政府的反击,因为中国市场同样是思科重地。
为此,思科的副总裁特地拜访了信息产业部和深圳市政府,表明思科“捍卫”专利技术的决心,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为了向中方施压,思科利用媒体和舆论,将此次事件上升到“考验中国政府保护知识产权的决心”高度。
很快,思科赢得了想要的结果,信息产业部一位官员表示:“政府不会给予华为政治上的帮助。”
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德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对华为提起专利诉讼,诉讼内容长达77页。
思科在全球的近百位新闻发言人,也在第一时间将不利于华为的信息发布给媒体,并警告华为的潜在客户,不要购买华为的产品,以免带来连带赔偿。
2003年,在欧美市场,很多客户都暂停了与华为的合作。而此时,港湾在国内也频频“抢食”华为的市场,任正非内外交困。
04
深夜里痛哭的男人
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核心骨干流失,公司管理失序,IT泡沫破灭……
致命危机接踵而至,任正非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却依旧深感到无力控制公司滑向崩溃的边缘。
这个从小在农村吃苦长大、又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男人,在半年时间里,梦醒时常常痛哭。
不久之后,任正非患上抑郁症,身体得了多种疾病,还因癌症动了两次手术……
人生不可能没有困难,经营企业更是如此。
危机面前,有些人一蹶不振,有些人则越挫越勇。夜里哭完,第二天白天的任正非依旧充满斗志,有评论称他是极具性格冲突的人,“顺风顺水时充满危机意识;身陷绝境之后,又表现出无可救药的乐观。”
在医生的帮助下,任正非的抑郁症最终得以康复,而华为也迎来了一场绝地大反击。
05
任正非的绝地反击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面对思科的咄咄逼人,华为将争议产品退出美国市场却被视为心虚,很明显,继续求和将会更加被动。
任正非做出指示:“敢打才能和,小输就是赢。”
华为很快组建了由数位副总裁领衔,多名专家参加的“应诉团队”,赶赴美国。
期间,华为一边积极与美国政府保持沟通,一边在公关公司的帮助下,与《财富》、《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进行交流,让美国媒体认识真正的华为。
在对方听到华为1998年开始,就聘请一流的国际顾问公司为自己做财务、审计、管理等服务时,都深感震惊。
依据这一消息,美国媒体很快采访了普华永道、摩托罗拉、IBM等公司,结果,这些公司都对华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一边倒质疑华为的美国媒体中,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到2003年5月,美国媒体对华为及官司的正负报道就出现了平衡。
长达几个月的庭审期间,华为与思科激烈交锋,斗智斗法,双方多次反复举证,庭审陷入胶着。
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结论是:华为的产品是“健康”的。10月2日,思科与华为达成和解。
困难一旦被战胜,就会反过来变成能量与营养,让胜者更强大。
在国际市场上籍籍无名的华为,因为思科诉讼而声名大振,其产品随后赢得了众多国际客户的信赖。
时至今日,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中,华为都堪称走得最稳又最快的一个。
2004年,华为与思科的诉讼告一段落。
任正非腾出手,开始与李一男等“叛将”,展开对决。为此,华为在公司成立了一个特殊的部门——“打港办”。
不能让港湾赚到钱、更不能让港湾上市,成了“打港办”的两个基本目标。任正非要求销售部门:可以丢单给中兴、思科,但坚决不许丢单给港湾。
为了确保目标实现,华为采取了一系列凶悍的手段:
已经使用港湾设备的客户,华为进行回购,并且买一送一;
港湾中标的,华为甚至可以白送;
即便几百块的小单,华为也不放过;
同时开展“反挖人”运动,港湾的一个研发部门被整体挖走。
港湾的业务很快陷入停滞状态。
为了摆脱困境,李一男决定加速上市,但在IPO的关键时期,美国证监会收到了大量的匿名邮件,指责港湾进行数据造假,港湾上市梦碎。
2005年9月,港湾法务部收到华为公司的律师函,华为表示因为港湾侵犯了其知识产权,将对港湾提起诉讼。
而在早前的5月份,李一男曾经在华为的三个同事因被认定侵犯华为知识产品,被深圳中院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港湾一度寻求国际买家收购自己,摩托罗拉、北电网络、西门子都表示很有兴趣,但最终都因华为与港湾存在知识产权纠纷而宣布放弃。2006年6月6日,走投无路的港湾网络宣布与华为合并,李一男重新回到华为担任副总裁。
“回归”后,任正非在杭州与港湾的高层进行对话,他说:
“不要看眼前,不要背负太多沉重的过去,要看未来、看发展。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点矛盾、有点分歧,是可以理解的,分分合合也是历史的规律,如果把这个规律变成沉重的包袱,是不能做成大事的。
你们在风险投资的推动下,所做的事对华为造成了伤害,我们只好作出反应,而且矛头也不是对准你们的。”
06
任正非的精神源泉
从内忧外患、身患重病,到奋起反击、愈挫愈强,任正非只用了短短两年的时间,期间,他展现了超乎常人想象的精神力量。
梳理任正非的历次讲话文件时,看到一段话,主旨是“身在黑暗,心怀光明,梦想不灭,努力前行”。
这段话正是对任正非精神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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