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柏昌 华南师范大学青年拔尖人才，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停课不停学”期间，因为家境贫困不具备网络学习条件，河北省临西县第八小学五年级学生胡恒建在学校用班里的电脑进行网络学习。张玉坤 徐印虎 摄

 

　　为阻断疫情向校园蔓延，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教育部早在1月27日就下发通知，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期开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疫情流行期间原则上不举办大型聚集性活动和考试，各培训机构也按要求取消各类线下课程。随后，在线教育作为教育应急手段，成为实现“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的利器，为战“疫”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关经验也被广泛输入到其他深陷新冠病毒影响的国家。

 

　　然而，作为大规模全时段使用的在线教育，依然存在诸多需要反思和改进的问题。就目前而言，教师教学角度的在线教学内容、教学资源、教学方法、模式和策略，以及学生角度的学习方法、学习支持、身心健康等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与之相关的教师负担和学生负担也不乏诟病。然而，就中小学生的在线学习而言，我们尚缺少从家长的角度，去正视家长线下辅导所承担的压力、负面影响和可能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家长减负很少得到政策制定者和学界的关注与考量，已然成为事实上的盲区。为此，记者围绕这个话题，专访了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的钟柏昌教授。

 

　　审时度势，家长减负正当时

 

　　中国教育报：既然是抗疫的特殊时期，在线教育作为应急手段，必然会有捉襟见肘的现象出现，家长负担重一点似乎也无可厚非，您认为现在提出家长减负合适吗？

 

　　钟柏昌：诚然，作为应急手段，总会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苛求十全十美将一事无成。如果在抗疫之初来谈家长减负问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作为教育应急措施，其应急功能无疑是最重要的：一是延续最低限度的教育和文化传承；二是实现居家隔离，减少人口流动。

 

　　然而，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现在谈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正当时。说其不早，是因为现在已经度过了疫情危险期，进入了抗疫、战“疫”的后半程，可以腾出精力来优化我们的教育抗疫措施，使之更加圆满，并适应新阶段的抗疫中心任务。说其不晚，主要是由于外防输入的需要，甚至面临疫情二次暴发的风险，因此保守起见，学校全面复课还需要一段时间，尤其是北上广等重点地区的复学计划迟迟难以推出，全时段大规模的在线教育还有不短的路要走，俨然变成了一种“持久战”。等疫情完全结束、学校全面复课，家长减负的重要性自然会显着降低——当然，作为一项重大教育应急工作，事后的反思总结也是必不可少的。

 

　　家长减负不仅有利教育公平，也能为复工复产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教育报：在往常，我们经常可以听到学生减负乃至教师减负的呼声，在这个特殊时期，您为什么要呼吁家长减负,有何特别含义？

 

　　钟柏昌：这个提法确实较为少见，但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在线学习期间，家长承担了明显多于往常学校教育期间的辅导压力，这几乎是家长的共识，我本人作为家长也是感同身受。正因为问题如此的普遍，以至于家长的负担变成了一个被熟视无睹的问题，被人们遗忘在角落变成集体无意识。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家长负担是否是一个重要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认为它背后隐藏了更多的社会问题，其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容小觑，需要引起足够重视。简单说，提出家长减负的初衷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促进教育公平，通过转移家长的辅导责任，为那些没有辅导能力和辅导时间的家庭获得一个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毕竟这些孩子的在线学习成效堪忧；另一个就是只有给家长减负，才能解放家长，从而紧密配合复工复产的国家部署，实现经济的平稳复苏。本次疫情暴发之后，政府采取了最为严苛的封城停产措施，几乎瞬间进入停摆状态。现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重新启动经济、化解失业、减少损失就成了重中之重。正如一些专家所言，我国抗疫已经进入经济复苏阶段，只有这一战打赢了，才能算是真正取得抗击疫情的伟大胜利。在经济复苏的关键阶段，解放家长，使他们能够安心工作，就是解放人力资源，是教育领域为抗击疫情需要做出的新贡献。

 

　　家长减负需要系统设计，更需要从小事做起

 

　　中国教育报：既然如此，您对合理减轻家长负担有何建议？

 

　　钟柏昌：要减轻家长负担，需要设计较为综合的措施。如下简要罗列了我所观察到的一些问题及其对策，但并非解决问题的全部，谨供参考：

 

　　一是减少打卡次数。目前，各个学校的在线教学要求打卡的次数普遍较多，每天少至三四次，多则十余次。其中，有些是单纯的签到，有一些是提交作业；有些是学习打卡，有些则是健康信息收集或其他事项的问卷调查；有一些是常规打卡，有一些是动态提出的要求。尽管五花八门，但无论是哪种打卡，无一例外都要求全体学生或家长参与，为此，建议部分打卡不妨改为“按需打卡”，即只有家长或学生有需要才打卡。例如，每天例行的健康信息上报，在前期已经积累了充分的基础数据之后，没有必要再进行全员的例行上报，有例外情况者单独上报即可。鉴于这项工作在前期赋予了特别的重要性，很多负责打卡提醒职责的老师（主要为班主任）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通常还会额外增加一个自己能够掌握数据的打卡要求，从而将一次健康信息上报行为演变为不同平台的两次打卡要求。无论如何，建议以学校为单位，全面梳理各种打卡事项，减少形式大于内容等不合理的打卡要求和课外作业任务。

 

　　其次，统一学习和打卡平台。在实践中不难发现，不同科目教师要求提交作业的平台比较多元化，甚至新建了不同科目的学习群，增加了打卡的复杂度。如果以学校、年级或班级为单位，采用统一的作业发布和打卡平台，将可以大幅减轻家长的负担。

 

　　其三，减少学生或家长批改作业的要求。一些教师在布置完作业后，通常要求学生在完成作业后自主批改、订正并上传结果。其中批改作业的要求，有时是布置给学生自己完成，有时是布置给家长完成，前者居多，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初衷很好，但很多时候这一任务会很自然地从学生头上“转移”给家长。针对这种情况，建议教师收回作业批改的权利，也将有利于提高作业的质量。

 

　　其四，减少下载、打印学习资料的频次。需要下载打印的学习资料太多、太频繁，占用了家长较多时间，这也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基于学生视力健康、作业习惯、学生打字速度等多方面的考虑，教师布置作业通常要求学生打印后用书面方式完成并拍照提交，这种考虑无疑有其合理之处，因此简单取消作业的打印并非最优的解决办法，努力做好电子作业和纸质作业的平衡是比较可取的思路，即：一方面鼓励学生选择用在线的方式完成那些适合线上就可以做好的学习任务；例如，尽量采用以客观题为主的在线课堂小测验代替纸卷，另一方面，针对那些必须书写的作业，不妨由教师推荐给家委会统一购买纸质材料和练习册；方便家长利用周末等空闲时间一次性做好相关材料准备，而无需每天等待下载、打印。

 

　　最后，在线教育过程中，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在完全实名的班级群里很少有家长对教师教学和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讨论或质疑，导致家校互动变为单一的正反馈或无意义的刷屏，无法帮助教师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因此，建议在每个班级使用的网络平台中，增加某个匿名交流的板块，这本就属于在线教育的优势，应当发挥其应有功用。实际上，更多减轻家长和师生负担的方案，都应该结合班级情况，本着集思广义、因地制宜的原则，进行有针对性的、坦诚的双向交流才能得到更优化的策略和方法。在往常，人们重视家校合作，疫情发生后，家校的深度合作无疑更为重要。教师的家校沟通与合作能力也很关键。

 

　　“教师主讲+家长主辅”既是一种模式创新，也携带诸多风险

 

　　中国教育报：您前面还提到了减轻家长负担与教育公平的关系，有那么重要吗？

 

　　钟柏昌：是的，我之所以关注在线学习期间的家长负担问题，就是始于对教育公平问题的担忧。如前述，有一小部分老师不能适应在线教育的教学环境和方式，将学习辅导的压力“转嫁”到家长头上，但家长毕竟不是教师，尤其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家长和事务繁忙的家长，他们没有能力或无暇顾及小孩的学习，很多时候不得不依赖于父母的照料或者孩子的自觉，但实际上，老一辈父母往往无法胜任教学辅导的重任，而儿童的自主、自觉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不是一蹴而就能养成的。观察发现，即便城市优质学校的学生，也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无法按时完成作业，甚至教师根本不管作业完成与否的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在线学习期间，受生存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一些私立学校的教师在教学指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方面要显着强于公立学校，由此从另外一个维度加重了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无论是教师责任心还是学生自主性问题，在这种特殊时期，在线教育凸显了其负面影响。教育是为了全体学生，教育应急也不能忘记这个宗旨。

 

　　一些学校提供的在线课程尤其是录播课，本身缺乏吸引力，不如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和某些商业培训机构提供的免费课程，导致学生不爱学习，增加了家长的负担和焦虑。针对这种情况，建议这些学校以学生和家长为中心，采用更富有弹性的在线课程选择策略，允许家长做出个性化的选择，不要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强制学生学习某门课程。我们必须承认，即便是高质量的在线课程和优秀教师，对儿童的吸引力都难以战胜那些更贴近儿童天性的游戏、动画、电影和网聊。

 

　　更要命的是，数字土着们的信息获取能力已经完全不成问题，甚至超过了很多家长，只要有网络和设备，他们能够轻易获取感兴趣的资源，并熟练地在课程学习和娱乐聊天之间切换，家长一不小心就会被蒙骗过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缺少家长有效陪伴和辅导的学生，在目前这种“教师主讲+家长主辅”的在线教学“双主”模式下，将无法获得有效发展。相反，那些有条件一直辅导孩子学习的家长，他们的孩子将在疫情期间的在线学习中占得先机。因此，减轻家长负担，如前述建议教师收回作业批改的权利等，将辅导的重任慢慢转移到教师头上，改变“家长主辅”的角色定位，才能降低在线教育衍生的“教育机会”的不公。需要注意的是，抗疫期间，部分教师也是在超负荷运转，而另外一些教师则相对清闲；作为学校领导，有必要做好在线教学工作的均衡安排，避免“家长减负”成为压倒部分教师的最后一根稻草。

 

　　此外，作为一种事后的补救措施，也不得不做好提前筹划。在正式复课之后，各个学校应该为学生在线学习期间的学习效果做出全面、准确的评价，针对存在显着不足的学生群体，应该设计专门的辅导班或补救课程。尽管这是一种不得已的事后补救行为，但对一些学生而言，补上在线教育这一课，无疑是极为重要的。

 

　　相对教育变革，在线教育的应急功能更具现实意义

 

　　中国教育报：无论如何，因为疫情使得在线教育得以闪亮登场，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对基础教育是否会带来全新的变革？

 

　　钟柏昌：我认为不会因为一件突发事件而改变基础教育的基本框架，谈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变革过于乐观。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在线教育作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手段，具有并发挥了非常积极的意义。我多次面向国际期刊撰文，就是希望国际社会能够深刻认识在线教育的抗疫价值：一方面，可以至少保持最低限度的教育得以持续，实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大规模人群的居家隔离，减少病毒传染和防疫物资的消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