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媒介化的社会中，每个人都处于信息的洪流中，若媒介素养缺失，将容易导致青少年价值观扭曲、道德滑坡、产生网瘾等问题。在重大突发事件尤其是公共卫生事件中，比如在今年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关于疫情和防控措施的各种谣言、虚假信息频频出现，导致社会公众真假难辩。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青少年不具备良好的媒介素养，就很难及时、准确地获取真实信息，更难理性地判断信息和积极地传播信息，这不仅无益于在这场“抗疫”之战中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也更难形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信息爆炸、网络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为青少年发展提供新契机的同时，也对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当前正是处于各级各类学校“复学”的重要阶段。在复学之后，如何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问题，变得更加急迫。

 

　　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特点

 

　　纵观世界媒介素养教育的历史，可以发现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媒介技术的变革，媒介素养教育经历了免疫、甄别、批判、赋权四个发展阶段。自20世纪80年代起，媒介生态变得日益复杂。人们逐渐发现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制造虚假意识形态的能力，并在媒介拥有者和非拥有者之间造成了数字鸿沟。媒介素养教育开始提倡培养受众的批判性解读能力，揭露其试图麻痹受众的意图。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从根本上变革了传统的传播模式，受众开始参与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主客体不再分离。传播的权利分散和主体泛化成为媒介素养教育的逻辑前提，倡导公民媒介民主参与的赋权观随之在世界范围兴起。此后，利用媒介赋权成为趋势。

 

　　顺应媒介素养教育发展的趋势，新世纪以来，随着媒介与社会融合发展，“互联网+”在政务、商贸、教育等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直播带货、工厂电商为代表的网络购物市场的发展等更是充分体现了媒介赋能与赋权的趋势。自今年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大数据在监测疫情扩散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公民的卫星定位、购票和其他支付信息等，及时追溯新冠病毒的感染途径及确定感染原因，有效阻断传播途径，而这些措施都离不开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从疫情发展到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大数据在风险预警、疫情判断、统筹决策、监管防控等方面，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互联网在推动疫情信息公开，实时分享疫情相关知识，进行社会公共卫生教育等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优势;而随着官媒官微的下沉，更多民众能够通过自媒体发声，网络监督也成为一大亮点。

 

　　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误区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提高青少年的媒介素养至关重要，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我国教育界探讨和研究的热点。

 

　　尽管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体系和实践机制在逐步完善，媒介素养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络素养绿皮书(2017)》的调查，我国青少年网络素养总体得分不高，平均得分为3.55分(满分5分)，青少年媒介素养仍然有待提升。调查显示，青少年的整体网络素养随着年级的增长以及学习成绩的提升而显著提高，但也存在区域、家庭背景及学校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从区域上看，东部地区青少年网络素养水平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一线城市青少年的网络素养水平最高;在家庭因素中，上网设备数量、与父母亲密程度、与父母讨论频率对青少年网络素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学校因素中，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教师使用多媒体的频率与青少年网络素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整体而言，青少年一方面表现出对数字媒介的过度依赖，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媒介知识薄弱、批判性的媒介信息辨识能力不够、理性的媒介参与行动不足、媒介道德和法律意识不强等问题。

 

　　目前，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水平仍然不足，一个重要原因是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存在一些误区，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当前媒介素养教育受技术理性的支配，更多地将媒介素养视为一种功能性的社会技能，其教育实践倾向于持工具主义的视角，向学生传递有关媒介的知识体系和媒介传播的技术手段，强调的是青少年在媒介信息的接受和传播过程中应遵守媒介规范和道德准则，对学生的批判性媒介思维能力和辨识能力的培养不足。第二，当前媒介素养教育更多地满足于培养学生获取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对媒介信息的解读能力，而较少强调青少年媒介内容批判、媒介文化解构、媒介行动参与、媒介信息创造等能力的培养，对青少年借助媒介形成主体性人格以及人文素养的培养不够重视。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误区，使得青少年对媒介不良信息的批判能力以及理性参与媒介的行动能力不足。

 

　　新媒介的特征及对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影响

 

　　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误区，与对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媒介环境本身所具有的特征认识不足息息相关。与传统媒介相比，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在变革媒介传播的哲学观念、加快信息传播、促进受众参与等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但是，它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并产生了相关负面影响，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传播文本的碎片化、传播对象的不清晰性、信息接收的即时性、传播空间的开放性、传播思维的单向性，对于生活经验不足、文化知识储备不足、批判分析能力不足的青少年而言，更易产生不良影响。

 

　　比如随着“抖音”兴起，一些“网红”为了博出名越过道德底线借助媒介传播低俗信息，不少青少年盲目模仿或不加控制地“打赏”。这些行为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导致青少年道德观念淡化，甚至走上犯罪道路。又如以微博、QQ、微信、钉钉等为代表的新媒介成为青少年日常行为分享的主要平台，然而这些分享行为不仅使得个人的私密空间衍变成网络公共空间，更为重要的是一个数字、一个定位或一张照片都可能成为信息泄露的源头。近年来，出现过不少人因发布微信照片或微博定位导致自己成为犯罪对象的事件。

 

　　再如，随着信息传播越来越便捷，参与传播的主体意识越来越清晰，不少青少年将自己编造或接收到的不良信息不加限制地进行传播，无意间成为没有科学依据的谣言、个人偏见及血腥暴力等信息的传播者。这些问题都在提醒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新媒体时代的媒介特征及其对青少年身心健康产生的影响，并积极变革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观念及实践。

 

　　在媒介素养教育观念变化的背景下，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针对我国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存在的误区，青少年媒介素养教育的未来变革需要从两个方面着力：“增能”与“赋权”相结合。一方面，需要注重能力建构教育，着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公民道德意识，包括实时思考能力、信息辨别能力、隐私管理能力、责任意识、法律意识以及公德意识等。让学生了解媒介的叙事模式和规则，学会辨识媒介信息中隐含的不良信息及各种虚假意识形态，从而学会合理利用媒介并免受不良媒介信息的荼毒。在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之初，面对着来势汹汹的病毒，许多人都不知所措。要想从根源上消除谣言，青少年及其家长们就需要具有良好的媒介素养，要善于甄别信息的真假。此时，培养孩子独立思考精神和科学思维方式，增强孩子的辨别真假信息的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另一方面，需要赋予青少年学生更多参与媒介的权利，以及在媒介参与实践中发展自我的机会。要培养学生的媒介表达能力和理性的媒介参与意识，尊重学生的主体意识、自由精神和探究本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体性，使他们成为参与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主人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