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效率方面，即充分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效激发金融体系内在的活力和动力。陈雨露介绍，在这一维度上，金融管理部门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以推动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为核心，大力推进政策性金融机构、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等各类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结构，健全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微观主体基础；

 

二是培育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协调推进货币、股票、债券、保险、外汇、衍生品和黄金等市场发展，优化社会融资结构，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多样化的投融资和风险管理工具；

 

三是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夯实金融业改革开放的价格基础。

 

目前，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基本完成，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价格杠杆在调节市场供求和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进一步显现出来。

 

金融稳定方面，即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金融风险，提高金融体系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陈雨露表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在探索和完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不断丰富政策工具箱，疏通政策传导机制，处理好宏观调控多目标之间的平衡关系，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他谈到，“现在中国央行已经明确提出了建立‘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政策框架，以更好地熨平经济波动和顺周期性”。另一方面，金融管理部门主动顺应金融业发展态势，不断完善和优化金融监管体制，完善金融监管规则，更新监管理念、制度和方式，提升监管针对性和有效性。陈雨露认为，中国政府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更高的层面上强化金融监管协调。稳步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增强投资者对金融体系的信心。同时，高度重视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包括法律、支付、征信、反洗钱、登记托管、交易结算、统计等多边系统和运作规则，促进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金融包容方面，即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实体经济高效率部门的同时，强调金融改革发展的成果要惠及更多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初步构建起了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框架，高度重视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三农”、精准脱贫和民生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需求，通过设计和实施具有内在激励相容的机制安排，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便利性。同时，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形成绿色金融发展的全球共识，更好服务经济社会的绿色转型。

 

金融开放方面，即推动金融业的双向开放，学习借鉴全球金融业的最佳实践，在更高水平和层次上参与国际金融合作。在外资机构的设立形式、股东资质、业务范围和持股比例等方面给予更大空间。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实施QFII、QDII、沪深港通等多种机制化的安排，提高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水平。积极参与IMF、BIS、FSB等国际主要金融组织以及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的各项活动，提高中国在国际经济金融规则制定当中的话语权。抓住有利时间窗口，适应市场需求，顺势而为，提高人民币在跨境交易中的使用，2016年人民币成功纳入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仅为外资金融机构提供了丰富的商业机会，而且促进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和改革，增强了市场活力。”陈雨露表示。

 

上述金融业改革开放的内容，不仅促进了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稳定发展，也为中国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双多边的合作成果不断涌现，有效维护了区域金融稳定，促进了区域近来发展。

 

陈雨露谈到，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亚洲各国深刻认识到建设区域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以清迈倡议为标志的亚洲多边金融合作也应运而生。2000年，东盟与中日韩正式提出清迈倡议，建立双边货币互换网络，人民银行与六国央行陆续签署了互换协议。2010年，清迈倡议又升级为清迈倡议多边化，建立了共同的外汇储备库，成为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重要防线。在此过程中，中国积极承担责任，已成为清迈倡议多边化最大的承诺出资国之一。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亚洲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也推动了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双边货币金融合作提速。2008年，中国与韩国率先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随后，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日本等多个亚洲国家也签署了本币互换协议。2013年，新加坡成为首个区域内拥有人民币清算行的国家，目前，新加坡已成为全球重要的人民币离岸中心，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也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制度。这些双边的货币金融合作，展现了中国维护区域金融稳定的负责任的形象，也有效促进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陈雨露表示，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金融业的改革实践，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并致力于实现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金融业双向开放。中国也愿与亚洲各国一道，不断深化金融合作，密切经贸关系，为亚洲的持续繁荣稳定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